赋是汉语文学中一种特有的文体，也可以说是一种诗的别体，恐怕在外国文学里很难找到对应的名称。“五四”以来，赋学随着“选学妖孽”的谥号几乎消亡了。近年来赋学又逐渐有中兴复活的趋势，不但研究的著作陆续问世，而且拟作的也大有人在。《光明日报》还组织了《百城赋》的专栏，摹仿《两京》、《三都》的名城赋连续发表，似乎将掀起一个赋的创作高潮。这对赋学的研究也是很大的推动。然而赋学的复兴和发展，关键还在于有没有创新的能力。

伏俊琏先生把他的大著《俗赋研究》原稿送给我，让我先读为快，还命我为他写篇序。大概因为我曾写过《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等文章，把我引为同道，我感到非常高兴。的确，他对俗赋的不少论点，都支持了我的拙见，不过我只懂一点小说史的常识，只局限于叙事赋传统的探索；他的研究极为广泛深入，涉及了许多新的领域，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使我惊叹佩服，歆羡不已。在学科的发展史上，不断创新，与时俱进，这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因此我特别高兴，不辞僣妄，乐意写一点读后的感想。

俗赋的名称，是在敦煌遗书出现之后才产生的。伏俊琏先生对俗赋的发生发展作了全面的研究，广征博引，从它的渊源和流变，到历代各体的考论，为中国的赋史写出了新的篇章。他抓住了“韵诵”的特征，蒐罗了各种名称不一的作品，条分缕析，归纳出了一个俗赋的系列。所谓“诵”与“赋”的关系，见于《汉书?艺文志》引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说明了赋与诗的区别。但伏俊琏先生则具体分析，又指出了“赋”与“诵”的细微区别。《国语?周语》上曾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分别举出了各种职责。前人往往以“瞍赋矇诵”并称，而《俗赋研究》却进一步分析，指出了刘歆、班固已经把二者混淆了（稿本29页）。这些地方就显示了作者研究的精细入微，给了我新的启示。当然，诵与赋的音调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已经很难说清，不过诵的范围似乎比赋略小一些。较早的“诵”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又襄公四年记国人诵之曰：“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都是押韵的民间歌谣，与俗文学的关系更密切。“赋”在春秋时已经确定为赋诗的动词，成为大夫的专长，而“诵”还保持着民谣的传统。随后大概“瞍赋”与“矇诵”就逐步合流，连刘歆、班固也分不清了。诵的传统，更多的保存在杂赋里，至少一直传承到唐五代的敦煌俗赋及其变体，与其他三家赋的区别也就在此。我觉得《俗赋研究》就是围绕这一中心线索展开考论，取得了许多新的成就。

伏俊琏先生勤于搜集资料，善于利用文献，左右逢源，几乎是竭泽而渔。不仅广泛利用了书面文献，而且充分利用了近年的出土文物和考古成果。如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成相辞、连云港尹湾村汉简《神乌赋》和敦煌马圈湾汉简韩朋故事残简的出土，都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旁证。王国维提出的“两重证据论”，在本书里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运用新资料得出新的观点、新的结论，这是我们的追求的目标。新和深，就是本书的两大特点，也是本书突出贡献的原由所在。我从中得到了很多教益，愿与读者共享新知的快乐。

可能是由于目前出版的困难，限于篇幅，本书对俗赋的讨论到敦煌的俗赋为止，对它在后世的流变及影响，只作了适当的提示。作为读者的奢望，希望作者今后能鼓其馀勇，再加扩展，继续论证，例如明代的通俗文学丛钞《绣谷春容》、《国色天香》等书中的俗赋以及俗赋的变体如邓志谟的七种《争奇》等，还可进行适当的论述。甚至通俗小说里的赋赞，也可以看到俗赋的深远影响。再如越南的俗赋也有《王陵赋》和《韩王孙赋》等（据王小盾《从越南俗文学文献目录看敦煌文学研究和文体研究的前景》，见《清华大学古代汉文学论集》，中华书局2005年1版），又是俗赋在域外的传承，为我们开辟了另一个天地。至于俗赋对小说和曲艺的影响，更是广阔的原野，大有英雄用武的馀地。如果多讲一些，也许可以使我们对俗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有更清楚的认识。

（《俗赋研究》，伏俊琏著，中华书局2008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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