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我开始由研究古典目录学而逐渐延伸到图书馆学领域。并由于我受命在南开大学组建图书馆学系，在教学实践中，我朦胧地感觉到图书馆学的某些课程存在着重见叠出的弊病。如《中国书史》《中国图书馆史》《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藏书史》的分设，就出现无可避免的重复，使人有数见向、歆父子之烦。我想为什么不能将这些课程合而为一，写成一部《中国图书事业史》呢?于是准备先从鸦片战争前的古代部分入手，并在1980年写成《试论<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的研究对象舆划阶段问题》一文(《学术月刊》1980年8月)。这是《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的最原始提纲，得到一些同行们的支持与赞同，于是开始组织力量，进行编写准备。

    1981年，我对此书的规模作构思和设计，并邀约我的几位不同时代的学生参与合作。我以那篇论文为基础，撰写了四万字的提纲，作为共同写作的基本依据。这份提纲先付油印，后在天津《津图学刊》以讲话形式连载。1986年《中国图书事业史》70万字的初稿完成，并据此简编成《中国图书事业史概要》，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先行出版。同时将初稿审阅后提出意见，交由原撰稿人分头修订增补，最后由我全面删定为50万字的二稿，油印后分寄有关人士求教。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正筹划编组《中国文化史丛书》，常务编委朱维铮、刘泽华等好友，力邀我将此书列入丛书。维铮兄又多次提示，既入丛书，宜与其他书大体划一。于是又经一次删定，于1987年冬终于完成30余万字的定稿，于199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在《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编写过程中，我就考虑着手进行近代部分的编写，曾邀请几位朋友讨论，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近代部分少所依傍，资料散在报刊，搜集难度较大，不要匆匆启动，应先从专题研究做起。1985年后，我开始招收中国图书事业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在考虑如何安排他们的学习和研究时，产生了一个构想：我把中国近代图书事业，按历史时期分成若干专题，作为他们学位论文的题目，要求按专题写成材料较充实、论述较完整的论文。经过十年的积累，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于1995年完成了《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的初步架构。此后，我毅然用了足足两年时间，搁置手边的其他工作，全力进行修订、增补、删略、通读，终于在1999年将书稿完成，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正式出版，完成了我二十多年的夙愿。

    2006年秋，上海人民出版社原二书责任编辑、老友虞信棠编审专门以电话向我建议，该社拟将原二书合一为《中国图书事业史》，列入该社的《专题史系列丛书》中，征求我的意见，并称考虑我年事已高，不宜过度耗费精力，主动表示愿承担合一工作。盛情厚意，令我深感欣慰，当即表示同意，并致谢意。于是就由信棠约请另一编辑毛志辉先生，共同进行重组合一。

    将原二书合一，不是机械式的拼接，而是重加全面审视，统一体例，删繁就简而不失原意的再创新整合。经过虞、毛二先生一年多不懈的艰辛劳作，终于成为一部以自成体系、通贯古今面貌出现的《中国图书事业史》。这不仅给读者一部完整的专史，为图书馆学领域填补空白，也使我实现了多年来的一种期待。2008年秋，这部经过对原二书瘦身三分之一强的新版《中国图书事业史》的三校清样呈现在我的书案上。我以一个多月的时间，夜以继日地通阅了全稿，除了个别的手民之误和引文校核等有所订正外，应该说已经臻于完善。

    这部新创著述，是在《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的基础上编写而成。过去参与过前二书的朋友，在前二书中曾有所致意。在此我仍忆念当年的友情。而这次的改编，则端赖虞信棠和毛志辉二先生。虞信棠先生是前二书的责任编辑，又是我多年的老友，而毛志辉先生则尚未谋面。不论旧识，还是新知，他们都给予我和我的著作极大的关注。他们从若干成书中选择二书，历尽辛劳，重加整合，编成新著，不能不令我感动。我以望九之年，得睹旧著新颜，又何得不至感欣悦。我默祷这部出于众手的新著能为社会所接受，能有更多的读者喜欢它。

    2008年10月下旬写于南开大学邃谷，行年八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