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检每年读过的新书，是一件有趣的事情。2008年虽然没有引起读书界普遍震动、人们“奔走相告”的具有轰动效应图书的出现，但古今中外值得阅读的作品仍难以计数。

　　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主要探讨的是群众运动的某些共有特征，重点讨论的是陷入狂热的乌合之众的人格。长期与下层民众打交道的生活经历使作者发现，积极投身群众运动的往往是一些失意者。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已无可救药地失败，渴望逃离自我寻求重生，将生命托付给某项神圣伟业让他们感觉不错，整齐划一的集体生活令个人的责任、恐惧、无能得以掩埋。运动的领导者则刻意培养参与者的罪恶感，号召自我牺牲以获救赎。本书自1951年出版后，即被视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之作，短期内行销50万册以上，被译成10余种语言，是多所大学政治系的必读书。如果将《狂热分子》同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比较来读，会更加意味深长。作者埃里克·霍弗，七岁失明，十五岁复明，长期在贫民窟居住，过了近十年流浪零工的生活，40岁时成为一名码头搬运工，62岁时成为加州伯利大学高级研究员，但仍未离开码头工人岗位，因此被称为“码头工人哲学家”。个人的传奇经历为本书凭添了些许神秘色彩。

　　读张友鸾著、张钰编的《古典编余录》，心中不免感慨。张友鸾先生是现代著名的新闻工作者、章回小说名家，同时是学养精深的古代文学专家。书中除两篇写于20年代的文章外，均为从事古代文学编辑后写成的文章，故为《古典编余录》。读张老先生的文章，有如又沐乾嘉古风。凡注释、考据，一丝不苟周密严禁。《“决撒”解———〈水浒〉注释的一个举例》，被郑振铎先生认为是有益的新考证文章的例证。另一方面，在“编余录”里表达了张友鸾先生对通俗白话文学或民间文学的由衷热情。那个时代还没有“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等级划分，雅俗的区别也没有今天这样敏感或不可僭越，读书为文尚可率性而为。因此，读《古典编余录》，不仅可看到治学者的博学，而且可以读出研究通俗文学中的真性情和高雅的文人趣味与情怀。旧学仍有无边的魅力，与我们来说不要说是超越，即便是学习都要深感为难。

　　现在读书人不大谈论同代人的研究，对同代人的著作似乎讳莫如深。这个风气不知何时或为何蔚然成风。但我读朋友李洁非的《典型文坛》，说有乾嘉之风可能有过誉之嫌，但洁非对文坛难题的大胆触摸，对论点的言必有据，深感佩服。丁玲、周扬、胡风、老舍、姚文元、赵树理、郭小川、张光年、夏衍、张恨水、浩然凡11人，都是现代文坛的重镇，都是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将这些人物说清楚了，当代文学的事情大概也就差不多了。因此，虽然写的是人物，但对文学史必须了然于心，不仅熟悉理解，而且要有立场。试图“从内部和细节上深入发掘当代文学者于历史时期的真问题与真境况，进而揭橥当代文学的‘当代’特质。”做到这一点真是不容易了。

　　谢冕先生是著名的学者、文学批评家和教育家，他一生与北大结下不解之缘。这本《红楼钟声燕园柳》，集中书写了北大的人与事。北大的风物如一石一塔，如明月清风；北大人物从蔡元培到季羡林、从林庚到王瑶、从吴组缃到金克木、从被迫害致死的同学林昭到患病死去的学生；还有北大的诗歌记忆，也许再也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比北大与诗歌的关系更密切了。这些人与事、包括谢先生本身，一起构成了北大精神魅力的一部分。事实上，谢先生的北大记忆并不完全是愉快的，但一个人选择了怎样的书写方式，叙述了怎样的内容，从一个方面透露了他更愿意关注什么，或以怎样的方式关注。于是，《红楼钟声燕园柳》不仅是盎然的诗意，同时还有来自历史深处遥远的回响。

　　2008年的小说因其疲惫而显得步履蹒跚。在艺术上别开生面、在思想上别有洞见的作品、甚至引起较大争议的作品都为数很少。长篇小说数量上虚假的繁荣，已经不能遮掩长期患有的思想和艺术上的“贫血症”。勉强维持的长篇小说创作格局，在2008年虽然没有遭遇“金融风暴”般的危机，但其脆弱性或萎缩的征兆已堪比股市或楼市。一面是疲惫的书写，一面是坚韧的叙事。年初，凌力的《北方佳人》发表，这是一部真实与虚构，想象与写实的小说。历史演绎，亦真亦幻。绝代佳人在战乱、血腥和金戈铁马中的凄美人生，给人震撼也令人绝望。凌力在历史领域纵横开阖的书写，其笔力令人叹为观止；董立勃是一位擅长书写女性的作家，但《暗红》一出，主角大变。在血与火的惨烈岁月，在祸起萧墙的特殊时代，在和平又欲望无边的日子里，男人和男人的情谊，男人和女人的情谊，生活的不确定性、命运的不确定性，被董立勃一波三折、大开大阖地展现出来；林白的《致1975》，是记忆深处的等待，是青春不在时节对青春感伤的凭吊。它被称为“小众阅读的经典”；毕飞宇的《推拿》将目光深切地投射到一个黑暗的世界。这个黑暗的世界却充满了友善、理解和另一种感知世界的方式：那些盲人的手上长着一双光明的眼睛。题材的独特和处理得别有新意，使2008年庸常的长篇小说不再那么灰暗；刁斗的《我哥刁北年谱》，应该是刁斗多年来最好的作品。一个平常而边缘的人物经历或目睹了无数巨大的历史事件，个人命运既在家国之内又在历史之外。细节的精妙和行文的幽默，使小说举重若轻从容不迫；党益民《石羊里的西夏》，猜想了八百多年前，党项人的西夏王朝被强悍的成吉思汗消灭，一个王朝就这样一去不复返。然而，历史的记忆却没有因此消失。作为党项人后裔的作家在亦真亦幻、虚实相间的生动描述中，再现了一个王朝或金戈铁马、或似水柔情的过去。无论是凭吊还是缅怀，都因小说丰富的想象和异族文化知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青年作家房忆萝的《我是一朵飘零的花》，从一个方面叙述了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对有些人是福音，对有些人却是严酷的历史。小说真实地记录了东莞打工妹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况。描摹了这些飘零者屈辱的经历和成长历程，其笔法如写实。

　　2008年争议最大的作品之一是阎连科的《风雅颂》。这部书写大学当下生活的作品一问世，便引起了巨大波澜。“清燕大学”、“美女博导”等引来了蜚短流长。对杨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形象的诘问也接踵而至。阎连科是一个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是一个长于以荒诞技法处理人物和事件的作家。但是，我更愿意将《风雅颂》作为一个写意作品来读。人文知识分子的处境和他们精神空间的整体陷落，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品虽有夸张，但在思想和精神层面，仍是这个群体意味深长的写照。如果说小说有问题的话，我以为对大学生活的具体描述上不那么切近，还是一个远观大学的人在写大学生活。

　　赵本夫的《无土时代》试图理解和表达的，是关于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男人与女人、爱情与道德已经陷入迷茫和困顿的时代；麦家的《风声》在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是一部绝处逢生的作品。一方面，小说创作正受到来自社会不同方面的诟病，“文学之死”的声音也此起彼伏。在这样的文学处境中，《风声》一出洛阳纸贵；一方面，小说中的“老鬼”李宁玉的惨烈而死，使这部险象环生丝丝入扣的小说，成为一曲英雄主义的慷慨悲歌。人物和作品一起在绝处拔地而起。因此是一部绝处逢生的作品。《八月狂想曲》是作家徐坤参与、介入奥运的主动选择。但是，参与介入的激情还仅仅是开始，如何使奥运题材落实为具体的文学作品，文学性要求和文学元素的考虑就成为第一要义。这才是对作家构成的真正挑战。小说以奥运场馆建设为核心，围绕这个事件发生的各种事情，出现的各种人物，以及其间的多种不确定性，构成了小说丰富的内涵和文学的可读性。

　　赵德发的《双手合十》按照作者的阐释是：将寺院的宗教生活和僧人的内心世界加以展示，将当今社会变革在佛教内部引起的种种律动予以传达，将人生终极意义放在僧俗两界共同面临的处境中做出追问。这一抱负不可谓不宏大。应该说赵德发在相当大程度上实现了他的期许。吴玄的《陌生人》中的何开来，是一个对信仰、意义、价值等“祛魅”之后的空中漂浮物，他不是入世而不得的落拓，不是因功名利禄失意的委顿，他是一个主动推卸任何社会角色的精神浪人这是一部更具“新精神贵族”式的小说。吴玄是将一种对生活、对世界的感受和玄思幻化成了小说，是用小说的方式在回答一个哲学问题，一个关于存在的问题，它是一个语言建构的乌托邦，一朵匿名开放在时代精神世界的“恶之花”。潘灵《泥太阳》的文学或社会学意义，并不在于如何描述了路江民怎样努力改变乡村的贫困状况，在怎样的程度上适应了当下中国对“三农”问题的关注。而是小说在细节上的精彩描绘。无论是否经意，小说都在不同的细节上透露了乡村中国真正的危机。这个危机不止是生存层面的，而更是精神的破产、价值观的沦丧、维系乡村中国伦理、道德秩序的全面崩解和乡风乡俗的日渐恶化。潘灵通过生活实践，在细微末节上发现了乡村中国的真问题。这些问题虽然没有在小说中充分展开，没有得到深化或进一步的描写与阐释，但仅此一点，他使我们有机会看到了风雨飘摇的乡村社会和最深层的危机与问题。

　　2008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灾难已经过去。我祝愿新的一年平安眷顾我们，灵感眷顾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