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轶峰的《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出版的系列丛书之一，突出体现了明史研究的最新进展。该书兼具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之长，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结论。

　　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教授，学贯中西，在明史、史学理论以及世界史等许多领域卓有成就，是享有盛誉的中年学者中的领军人物。近日其所著《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一书又作为第三批《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之一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为明史研究的百花园又增添了一朵绚丽的鲜花，诚为明史研究领域一件可喜的事情。该书分导言、结论及主体部分共16章，38万字。就笔者所见，该书在以下3个方面突出体现了明史研究的新进展。

　　首先，该书全面展现出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的系统性征，并从此特定角度着眼，对明代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制度与政策变动的影响要素与机理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考察。其内容包括：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和政策形成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和政策的基本观念；明代国家宗教活动的基本内容；明代国家宗教管理机构的建制；明朝对各主要制度化宗教——包括汉地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的政策；明朝对民间宗教性习俗的政策；皇室及太监宗教活动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度牒制度及僧道人口增长的趋势；寺院经济与国家财政的关系及其社会经济角色；以宗教为职业性谋生手段的人群的社会行为特点；与宗教相关的社会动荡和秘密社会问题；女性宗教活动的特点，等等。通过对以上问题的系统梳理及其普遍关联的分析，该书相当清晰地展现出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和政策的整体画卷，这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明代历史研究的空白，尤其是使有关明代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其宗教问题的史学叙述进一步具体化、系统化。

　　其次，该书兼具理论性分析与实证考察之长，体现出作者在方法论方面的独到之处。20世纪末以来的史学界，不断有新的理论推出，多新颖精警处，但“解构”的尝试多，建构的努力少；局部具象存在状态的分析多，关于较长时段并涉普遍联系的课题得到的关注不足。赵轶峰教授在进行明清史研究的同时，长期从事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和教学，《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一书即体现出他对现代史学专题著述方法论的心得。该书分章论述诸多侧面，每章实际提出一个大的问题，即以问题为经；每一问题之阐述，则皆依时间次序展开，在历时性重构过程中令沿革变迁的因果、轨迹、枢机自然显现，此以历时性为纬。经纬交织，即成全局，统以导言阐释基本概念内涵、交待审查的视角，以结论落实研究的结果，并加以进一步的引申分析，从而使得每一问题的讨论都落实在首尾周至的文献实证基础上，而通体来看，融会一体，大关节处，论证清晰明确，毫不含糊。此外，关于宗教、文化问题的常用概念，大多歧义纷呈，此书并不从辨析前人定义入手，而是对所用关键性概念，如宗教、崇拜、异端等，自加定义，并在考察过程中贯彻始终，从而使全书理路自然明白，并不傍依“名家”语录支撑自己的分析和结论，也无繁琐纠缠前人字词语句之弊端。从这种意义上说，此书不仅考察了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的史事，也表达了一种分析类似问题的方法论。

　　再其次，该书提出了一系列结论性看法，值得明史研究者予以关注。如该书提出：明朝国家宗教管理制度、政策之基本着眼点在于坚持政治世俗化、承认宗教多元化、力争保持社会秩序与边疆稳定，这主要体现在儒家士大夫主张中的保持国家政治生活基调世俗性的观念，这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理性的体现。明朝与此前历朝一样，从事繁复的祭祀活动，该书判定儒家士大夫支持这种活动的着眼点在于启迪和演示政治秩序观念，而非倡导对被祭祀对象的无条件崇拜，是人本的而非神本的。这是明代多个群体围绕祭祀与宗教政策问题展开频繁、持续冲突的根源，这也是如何理解士大夫群体与皇权势力体系不断围绕祀典及僧道政策问题而斗争的关键所在。此外，该书还提出：明代制度化宗教完全依附于国家权力，从而一方面使国家得以实现对于各个宗教的控制，同时增强了宗教人士进入政府机关的欲望，转而引发了关于国家政治受宗教影响的焦虑和论争。明代国家是专制体制，但这并不等于其所有制度与政策都具有专制的性质，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在主流上说是适度的。明中期以后，明朝宗教政策基本笼统遵依成法，只在直接涉及社会稳定的问题上执行强硬方针，对一般社会宗教活动、行为、信仰基本上都持放任态度；这样，明代社会成员在宗教信仰方面其实相当自由，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社会的开放性，因而不应该把明代中国看作一个封闭的社会。明代宗教生活的诸特点一定程度上基于上古原始宗教的沉积，这可以帮助解释明代国家宗教制度、政策中“因俗”而不过分强硬的一面，也是中国宗教生活活跃而不趋于齐一并多包容性的原因之一。与原始宗教和巫术密切关联的明代民间宗教性组织大多缺乏社会建设取向和潜力，这些都是明快而寓意深长的见解。此外，该书还就明代僧道人口变化趋势、皇室贵族庇护寺院的动因及后果等问题作出了颇为详尽的分析。这些看法是否妥当，自然需待学界的认真分析，但是其中包含着关于明代历史重要问题的独到思考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思考给笔者的印象是，作者不囿于成说，致力于关于明代中国历史的一种视野宽广的研究，这种勇气是值得赞赏的。

　　如作者所说，《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是从宗教事务的角度研究明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它首先是一项政治历史的研究，然后是一项社会和文化历史的研究，政治视角相对突出。这样的考察可能会引起有关“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的视角与方法论方面的质疑。如果从社会底层的视角出发来考察明代的宗教问题，可能会看到另外的景象，因而《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并不能展现明代国家与社会在宗教问题方面关系的全部。但是，历史是复杂的，因而不能期望从一种视角可以看到全部。问题关键是研究者是否具有方法论和视角把握的自觉，就此而言，《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是具有这种自觉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