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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汉字具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文字学家通常把篆书以前的文字叫古文字，隶书以后的文字叫今文字，而把介于古今文字之间的文字称为篆隶(又叫秦隶或古隶)。篆隶是汉字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是古今汉字递嬗演变的桥梁。可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篆隶资料异常罕见，以致古文字如何发展为今文字这个关键性的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各地相继发现了大批秦至汉初时期的简帛文献，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除湘西里耶秦简尚未正式公布外，已发现的秦至汉武帝前期的简帛文献共计16批，文本60余种，字数超过30万，其内容涉及古代典籍、数术历法及通行文书等。字体属介乎篆书和隶书之间的篆隶。近三四十年来，学术界对这些新出土的文献资料的研究成果虽十分丰硕，但多集中在史学、文化学和民俗学方面，对篆隶进行语言文字学的本体研究尚嫌不足。最近，列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一书，基于纯文字学和古文字学研究的立场，从汉字发展史的角度出发，在广泛吸纳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秦至汉初的简帛文字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总结，较好地解决了秦至汉初简帛文字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不乏具有鲜明特色的创新见解，是篆隶研究领域的一项优秀成果，其建树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一、本书将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置于整个汉字形体发展的背景下，考察篆隶文字的来源。指出篆隶字形的主体来源于战国秦篆，并有部分来自西周晚期和春秋的大篆，还有不少与六国古文尤其是楚文字相合。这是对汉字发展史的重要贡献，它打破了过去认为秦隶来源于秦代小篆的传统看法。本书用大量的实例，证明篆隶的来源并非单一，而是多元的。但作者同时也指出，篆隶的形体虽然来自多元，然其主体则是继承战国秦篆而来，既继承秦篆中的正规写法，也继承秦篆中的简率写法。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篆隶的字形同于战国秦篆而异于《说文》小篆，说明《说文》中有些小篆的形体已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因而许慎对这些字形的说解也就不一定可信；但秦汉篆隶和《说文》小篆同出一源却是毋庸置疑的。 二、秦至汉初时间跨度虽然不长，但正处于古今文字激烈变动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汉字形体复杂多变，其演变玄机往往隐藏在若干共时和历时的字形变化之中。本书作者对篆隶的研究并不限于静态的描述，而重在动态的分析，即将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置于字形变化的系列之中进行动态式的比较研究，系统叙述从篆到隶的各个侧面，厘清篆隶的来源及其与上下衔接的关系，指出篆隶字形的特点是篆体起了变化而隶体尚未完成的过渡形式。作者认为，这个阶段的简帛文字呈现三个突出的特点：即笔画平直化、结构呈现过渡形式和出现一批富有时代特色的字形、偏旁和部件，且三者之间是互有联系和互相制约的。作者把许多富有时代特点的特征字和出现频率高的偏旁部件加以系统排列和比较，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极其微小，往往呈现一种处于变动之中的状态，只有在动态的比较中才能见微知著，揭示其内在的规律性。作者指出，笔画的平直化是本时期简帛文字最基本和最普遍的变化，因为笔画的缩短与斜出是随着笔画的平直化而出现的，并由此带动字形结构的变化。这在汉字形体学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本书在对数十种古代写本进行字形普查的基础上，着力于文字形音义的深度考察，具体而微地描述和分析了秦至汉初简帛文字形体变异的特点与规律。作者从错综复杂的形体变化中，通过三百多个字(组)层层剖析，归纳通例，指出简化与繁化、异化与同化不但是分析先秦文字变异的有效方法，也同样适用于这一时期的简帛文字。书中还对过去少人关注的“音近声旁换用”和“类化”现象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进一步阐明异化与同化、同化与类化、类化与讹变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对古文字理论的拓展颇具积极的意义。 四、本书具体考辨了若干组形近字，释读了大批疑难字。如对“吉”与“告”、“大”与“六”、“氏”与“民”的辨析，以及释“娄”、释“薄”、释“顾”、说“色”等，都是在系统考查的基础上加以总结和归纳，论证严谨，论据充分，异彩纷呈。 五、本书对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动态的综述也相当完备和翔实。书中辟有专节从“资料的整理和著录”等五个方面，对秦至汉初简帛文献研究状况进行全面回顾和扼要评述，并附列分类参考文献，于每篇之后都有详尽的引文说明，如P22—23关于“睡虎地秦简”的研究，具体指出“言及从言之字共649个”，“心及从心之宇260个”，这是作者收集所得的第一手资料，既反映作者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是值得称道的学风，同时，也反映这一研究成果具有充分的资料准备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对进一步研究秦至汉初的简帛文字具有十分珍贵的文献参考价值。 总之，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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