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吴中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42.00元

　　多年来，鲁迅研究界一直有“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声，但鲜有人做到。读了吴中杰先生的《鲁迅传》，我觉得他做到了。吴先生以他一贯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不为当下流行理论和社会上一般舆论左右的学术品格，“细读”鲁迅，还原时代现场，全面把握材料，写出了一个真实的鲁迅，鲁迅的全人。很令人振奋。

　　鲁迅具有深刻的现代意识的追求人的解放理想。他是文学家和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但是在“文革”及其前后的很长时间里，人们把他政治化了；后来的鲁迅评述，也没有完全摆脱政治思维的缠绕，常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影响。例如近年来，有的出于对“和谐社会”的浮面理解，或随着简单、笼统地宣扬“国学”的思潮，淡化、贬抑甚至否定鲁迅当年与黑暗势力的顽强斗争，回避鲁迅始终如一的对中国封建主义的深刻批判、对人的自由个性的热烈追求，以致虚化了、抽空了鲁迅固有的精神。与过去的政治化中高度颂扬鲁迅相反，一些人渐渐失去对鲁迅应有的敬意，但简单化、片面化的实质上是相同的。这部传记，则全面地、历史地分析鲁迅对国学的态度，指出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固有之血脉”的坚守和对真正的国学家的尊重，同时毫不含糊地肯定他对五四时期“国粹派”反对改革、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猛烈抨击。在此基础上，作者明确表示对当下那种思潮的不满，说我们“不能因为新文化战士们反对‘保存国粹’，就指责他们割断历史，全盘否定文化传统”。又如对胡适，现在人们一味赞美胡适的宽容、公正和主张言论自由，以迎合潮流，获取读者。传记却如实叙述胡适当年如何以“诤友”立场，抱“补偏救弊”的目的，向国民党政府进言，来请求它给予言论自由，从而肯定了鲁迅对他的尖锐批评。传记的评述让我们看到，胡适是并不真正具备现代知识分子所当有的独立、自由的精神的。

　　由于实事求是，传记对一些具体事件的叙述也没有简单化与片面化。30年代国民党省党部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过去只说是因为鲁迅参加了“自由大同盟”，以突出国民党反动派对鲁迅的迫害之深。传记当然也写了这一点，然而又指出其原因不全在此，还与主持其事的许绍棣和鲁迅及相关人员的细小的人事纠葛有关——实出于许绍棣的挟嫌报复。传记就应当细审、实写，不能有所遮掩，至失其真。实际上，这样实写，透露出了当时一种恶劣的社会风气和小人之心（现在也何尝没有），呈现出鲁迅的复杂处境，很有现场感。又如鲁迅与施蛰存的《庄子》、《文选》问题之争，现在有些论述者很注意鲁迅的尖刻，同情施蛰存的遭遇。传记不讳言鲁迅后来同样意气用事，出语伤人，说得还很具体。然而，随后从宏观上描述了其时的复古潮流（包括蒋介石提倡所谓“新生活运动”在内）是如何盛大，严重阻碍了新文化、新文学的创造和发展，从一个侧面揭示出鲁迅反对向青年推荐《庄子》、《文选》，反对青年从古书里去找活词汇的必要性。如果说传记叙述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原因注重微观的真实，那么，这一叙述不仅微观上真实，更有宏观上的真实，以免读者只察秋毫，不见舆薪。这就是全面，就写出了鲁迅的全人。现在不少论者，不问当时社会文化斗争大势，津津乐道鲁迅的峻急性情、“好斗”脾气。

　　我们确实不能神化鲁迅，“圣化”鲁迅，要看到鲁迅也是常人，有常人的喜怒哀乐。其实，这部传记正有不少篇幅生动描写了鲁迅日常的友情、爱情、亲情，及行事上的缺点。但是，如果把一位思想博大、感情深沉的思想家和坚韧的新文化战士世俗化甚至庸俗化了，那就更远离真实的鲁迅，只会画出一个极为片面的鲁迅。

　　即便讲鲁迅的“脾气”，也要全面。传记评述鲁迅的《论“第三种人”》，指出他对苏汶的批评，虽然尖锐，却很中肯，态度是平和的。尤其是说到与胡秋原的关系，由于胡秋原和鲁迅都对普列汉诺夫有深入的研究，都吸收了普氏的不少正确观点，观点相近，态度更为友善，虽然胡秋原对一些左翼理论家进行了无情的批驳以至挖苦和嘲笑。传记引录了一个可靠的资料，表现胡秋原对鲁迅的感激：“直到九十四岁高龄临终时，他还说：‘我永远忘不了鲁迅！’”胡秋原忘不了的鲁迅，就是真实的鲁迅。

　　传记，应当以述为主，议论不能很多。吴中杰先生这部传记，叙事如对故人说话，娓娓而谈，不作惊人之语。必要的评论，自然地、恰到好处地穿插其间，简洁明快，既使读者适时受到启发，又不阻断他们阅读，消减他们阅读的兴味。例如讲鲁迅从五四前后开始提出改造“国民性”，是必须说清其涵义的。鲁迅改造“国民性”，是一个重要而内涵丰富的课题，即使洋洋千言万言，也未必说得清楚；但不说清楚，后文难以充分展开。而作者在这里只写了一句：“鲁迅所谓改造国民性者，即是以新的文化思想去改造国民的旧意识也”，何等简括明了，通俗易懂，却切中肯綮。又如文学上的“现实主义”，被各时期的理论家们弄得十分复杂、深奥。作者写到鲁迅的作品和文论时，指出这是一种创作的态度和精神，而非“方法”。由此出发，他以不多的文字，概述欧洲相关的文艺思潮、在鲁迅创作中的体现、建国后文艺界的争论、它在今天的意义。这么大的问题，同样要言不烦，举重若轻。如今许多传记写作，中间评论甚多，有些片断，如同论文，实在应当效法这部传记，加以改进。

这部传记，无论是内容上注重写出传主的全人，还是文字表达上的简洁、自然、清新可读，都有可取之处。作者本有不俗的识见和语言功力，又全面、充分地掌握了材料，再加认真辨析和梳理，洞幽烛微，抓到要害，才能有此成功。我以为这部传记，对于传记写作颇有示范的意义，是值得传记作者们揣摩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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