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闲逛书店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合肥四姊妹》一书，当即买下。我很少这么冲动就买下一本之前没有听说的书。但这一次，我在封面上看到了张兆和及其姐妹的合照，眉目清晰，澹定娴雅，心想有关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恋重述已经足够吸引人了；加诸作者金安平（Annping　Chin）的夫婿乃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这又多了一层阅读之外的期待，倒想看看擅讲故事的史景迁是否将其著述风格“传”给了他的夫人。

　　《合肥四姊妹》以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四姐妹为主角，讲述了她们的家族兴衰及生命旅程。作者的篇幅安排别具一格，全书十三章，前面九章与后面四章容量相当。这前半部主要围绕合肥张氏家族的发迹史，四姐妹的父母、养祖母、保姆，以及其父创办的女子学校等情节展开，全景式地再现了四姐妹成长的时代背景与人格养成的人文环境。藉此充足的文字铺垫，后半部的主角叙述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因此，最后四章分别以四姐妹为主要叙述对象，撷取她们生命中的重大事件予以渲染，成功地呈现了她们不同的精神气质与人生遭遇。

　　我必须承认，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的兴趣与关注点一次次被作者的一枝妙笔所转移。一开始仅仅出于一窥沈从文、张兆和的私人生活的目的，此后我发现，虽然记述兆和的篇章是全书最长的，但作者的旨趣显然不是转述钩沉名人轶闻这么简单，而是更为关注时代变迁中的人与文化的命运沉浮。

　　正如书名所表明的，女性是作者写作的指向。因此，此书不仅书写了四姐妹的人生，同时也赋予了与她们关系密切的一批女性以鲜活生命，比如四姐妹的母亲陆英、继母韦均一，充和的养祖母识修，充和的童年玩伴小尼姑长生，甚至沈从文的九妹，等等。尤为难得的是，作者不仅就此关切个体生命，而且常常伴随着对相同群体所遇困境的思索。比如，作者关注识修，一方面固然由于她实际上成为充和的监护人，对其性格养成影响至深；另一方面则在于，识修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作者借此探讨了寡妇如何持家、怎样抗争，以及她们的信仰等普遍性问题。又如，作者记述了1932年冬，允和的一位高中同学因为未婚先孕而来投奔她，出于正义感，允和为她提供了栖身之地，照料她直到孩子生下来。像这些情节的描述，作者真正的用意乃在于探讨1930年代中国未婚先孕女性所遭遇的道德处境。

　　文化是作者着力描绘的另一个扇面。四姐妹出身大户人家，在其曾祖父张树声通过讨伐太平军赢得财富与地位之后，张家便开始了书香传家的家族书写历程，而学校教育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四姐妹由私塾而中学，由中学而大学的受教育历程，恰好印证了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史。作者自然不会轻易漏过这个绝佳的观察点，所以，教育与学校也都成为她的考察范畴。

　　此书记述的年限上自1860年代，下迄1990年代，其间中国社会数次发生急剧转型与变迁，新旧交替亦十分频繁。历史的断裂处，究竟还有多少延续性？这一点，只能通过文化传承来回答。可以看出，金安平认为四姐妹身上恰恰承载着，并且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她主要通过四姐妹对昆曲这一艺术形式的热爱与坚守来达致她的叙述主题。四姐妹自小熟习昆曲，此后便不曾废弃，甚至在战时的上海或云南呈贡，均有她们参加昆曲剧社聚会的身影。1980年代，当她们有幸重聚之时，古稀之年的雅趣仍是出演《游园》、《惊梦》的片段。

　　阅毕全书，掩卷长思。我竟苦于不能为此书归类。正如史景迁一样，金安平也是讲故事的高手，但又有所不同。史景迁的作品关注的要点往往比较纯粹，比如《天安门》注重知识分子在政治革命中的抉择与命运，《王氏之死》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状况与心理状态。而金安平此书虽以张氏四姊妹为著述对象，但其复原近代百多年来社会变迁的野心仍然显而易见，所以我们才会屡屡读到她关于传统礼俗、现代教育、娱乐业、实业、战时逃难、文革批斗等等的精辟而驳杂的论述。

　　如果真要给《合肥四姊妹》找一个旨趣相当的对应作品，那么林耀华的《金翼》庶几近之。两者均以家族为考察中心，却能以小见大，在历史的长轴画卷中，时而大笔勾勒，时而工笔细描，从而塑造出时代缩影。

　　抗战结束后，张充和曾作过一阙词，道是：“三月嘉陵春似酒，一篙碧透玻璃。片帆欲挂柳依依，华年为客尽，归去更乡思。”读《合肥四姊妹》的感受，就像张充和战后归家的心情，悲欣交集，一言难尽！

　　《合肥四姊妹》，金安平著，凌云岚、杨早译，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第一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