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最后十年———清末新政始末》一书展示出这样一个时代困境：“晚清中国在官僚体制之内似乎无法搜寻出一个令多数国人信服的所谓‘政治家’。”

　　这些变革者经历了一个悲剧式的开始。1901年的“义和团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意志；但同时，它又具有盲目排外、笼统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排斥近代生产方式、排斥科学技术的愚昧思想，具有明显的落后性”。在庚子事变之后，由于大多数中国士绅和官僚在强大的外部危机和西方各国示范作用的压力下，已经认识到“以不变应万变”的极端保守态度无法应对现实危机。新政的开启虽然与此前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历史事件的启蒙作用密不可分，但是毫无疑问，它是在强大的外压下推行的。这就使得变革者面临着极为被动的开局。

　　庚子年之役带来了巨大的民族劫难，也导致政局发生重大改变。在这样的前提下，张之洞、袁世凯、端方等官僚重新进入王朝中枢已成大势所趋。从1901年“新政”开始后，宪政化甚至已经逐渐成为体制内改革思想的主流。到了1904年，在官僚层中，要求赦免维新党人的呼声越来越高。

　　“‘五月丙戌，懿旨特赦戊戌党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褫职者复原衔，通缉监禁编管者释免之’。这就等于由官方出面，对戊戌党人进行了有限度的平反。”《大清帝国最后十年》一书如此评价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赦免戊戌党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刻，甚至在中华民族民主化道路上应该记下它浓重的一笔。因为这道上谕的下达意味着帝国政府正式承认了戊戌党人存在的合法性，这就预示着当下的改革将会走出更远。”

　　文献中这样描述清末社会：当时“官乱于上，民变于下，海外党徒，长江会匪，东三省马贼，环伺而起”，革命党人认为能解决中国问题“舍革命而无由”。从繁华城镇到穷乡僻壤，民变“几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其范围之广，频率之快，类别之多，为历史所罕见。帝国的新政已经陷入到重重危机之中。

　　该书认为：下层人民对新政的抵触并不能单单理解为抵触变革，更大的原因在于长期造成的官民隔膜、官民对立局面不能得到有效改观，朝野双方的互不信任、互相猜疑随着新政的推行反而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两者又缺乏对话机制，也没有基本的民权救济渠道，在情绪化的民意浪潮中，双方的割裂只能越来越大，立宪派官员们在设计改革方案时的谨小慎微，又反过来促使革命党人赢得了更多的信众。

　　时至1911年，新政事业已推行10年有余，历经军事变革、教育革新、经济改革等多个领域和阶段，力度不可谓不大，成果不可谓不丰，然而多为半截子工程。虽然载沣、载泽这些皇族少壮派也是站在立宪前台的政治力量，但是由于政治地位的不同，他们与汉族立宪派官员之间的裂缝将更加不可弥补。处于政治核心的各派力量的过度分裂则会制造更大的动荡。帝国的臣民从心理上对权贵出身的高层已经开始排斥。

　　在《大清帝国最后十年》首次出现了“新政综合症”这样的提法：在人类历史上，大凡变革，如果设计精当，操作合理，该民族、该政体即可获得一次脱胎换骨的机会；反之则事与愿违，所取得的有限改革成果也会付之东流。

　　该书中，官僚立宪派之间的相互倾轧和两败俱伤；民间立宪派的热心呼吁和身体力行；慈禧太后作为最高统治者屡次表现出来的疲惫与无力……清末十年朝野百相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对于探讨清末新政的著作，《大清帝国最后十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归纳，作为一段值得再读、再书的断代史，还有太多工作需要学者们去深入挖掘、需要大众去关注。

　　《大清帝国最后十年———清末新政始末》，李刚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