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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以下简称《笔记》），是太炎先生1908年4月至9月在日本讲授《说文解字》的课堂实录，根据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鲁迅）三人现场所记和事后整理的笔记整合在一起编排。这份《笔记》记录了太炎先生研究《说文》的具体成果，反映了太炎先生创建的以《说文》学为核心的中国语言文字学的思路与方法，也记载了三位原记录者向太炎先生学习《说文》的经历，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难得的原始资料。 一 太炎先生的学术恢宏博大，涉及面非常广泛。他博通经史，占领着国学诸多领域的前沿。在论及近现代学术史的许多学科时，都免不了要提到他的名字。但是他的学术最基础的根底，是国学中的“小学”。而太炎先生的“小学”，又是以《说文》学为基础的。 太炎先生的《说文》学，有四个重要的特点，由于《说文》学即是太炎先生语言文字学的核心，所以这四个特点也就是太炎先生语言文字学的特点： 第一，民族的。太炎先生虽然也吸收了西学的一些科学的方法，但他清醒地认为，语言文字有独特的民族性，研究语言文字不可一味追随域外。他说：“中国之小学及历史，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他又说：“凡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于言文、历史，其体自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自述学术次第》）正因为语言文字和社会历史带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它才能起到“激动种性”的作用。也正因为语言文字和历史是具有民族特性的，语言文字学和历史学才必须在自己本国创建，用中国特有之方法。 第二，语言的。早期中国传统“小学”注重形体，本质上是“字本位”的，所以古代没有典型的语言学，只有从“小学”生发出的文字学。太炎先生受到乾嘉学者音韵学的影响，又受到西方古典语言学的启发，认识到音韵、训诂本为一体，也就是说，词语的意义首先是与声音结合，然后才与形体结合，音义系统是第一性的，形义系统是第二性的。因此，他从重视形体的表层研究深化到以声音为线索的深层研究。 第三，历史的。在利用声音探求语言的过程中，太炎先生已经认识到“语言有所起”，“义率有缘”而“统系秩然”，就必然要去进一步追究这个有秩序的统系究竟是怎样的状态。在深究这个问题时，他认识到积淀在《说文》中的九千多字代表的词语，并不是共时的产物，而是历时孳乳的结果。他说：“转复审念，古字至少，而后代孳乳为九千，唐宋以来，字至二三万矣，自非域外之语，字虽转繁，其语必有所根本。盖义相引申者，由其近似之声，转成一语，转造一字，此语言文字自然之则也。”（《自述学术次第》）在这个理念的指引下，他设计了“语根”的概念，订立了“孳乳”、“变异”两大条例，以声音为线索，撰成了《文始》一书，其目的是想寻求积聚在表层平面上的由汉字负载的词语深层的历史发展脉络。《文始》是汉语词源学的初创之作，虽从微观的字词关系考察，颇多疑义，显然不很成熟，但太炎先生旨在将《说文》平面的形义系统重组为历史的音义系统的理念，实在是难得的创新，他为传统“小学”向现代科学的历史语言学发展，开拓出一条崭新的道路，也为《说文》学走向现代迈出了极有意义的一步。 第四，理论的。太炎先生在发展《说文》学的过程中，突破了清代末流学者繁琐的考据，以追求“所以然”的科学精神，把中国语言文字学引向理论的探讨。他继承“小学”重视第一手材料的求实作风，善于从大量语言文字材料中归纳条例，但也多次表明要明其条例，贯其会通，要其义理，探其根本。这是他的语言文字学能够较好地与现代语言学接轨的重要原因。 二 1903年，太炎先生因宣传革命、发表反满言论被捕，清外务部会同各国公使判章太炎与邹容监禁三年。两人在狱中受到虐待，不屈不挠，绝食抗议。1905年，邹容惨死狱中。1906年，太炎先生出狱，在同盟会的保护下东渡日本避难，并从事革命活动。与革命活动同时，太炎先生多次举办国学讲习班，1908年4月至9月，太炎先生在给留学生开设国学讲座之余，又为朱希祖、钱夏（玄同）、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龚宝铨、许寿裳、朱宗莱、钱家治等人单独开设一班，专门讲授《说文》。本书整理的《笔记》，就是这几次讲授的记录。 关于1908年太炎先生东京讲习《说文》的内容与课堂情形，当事人或撰文回忆，或有日记传世。这里将可以收集到的资料加以引述： 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文中曾提及这次讲座说：“民元前四年，我与豫才都在日本东京留学。我与几个朋友请先师章太炎（炳麟）先生讲语言文字之学（音韵、《说文》），借日本的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开讲。过了些日子，同门龚未生（宝铨、先师之长婿）君与先师商谈，说有会稽周氏兄弟及其友数人要来听讲，但希望另设一班，先师允许即在其寓所开讲。（先师寓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中，《民报》为孙中山先生所主办，即“同盟会”之机关报也）豫才即与其弟启明（作人）、许季茀（寿裳）、钱均甫（家治）诸君同去听讲，我亦与未生、朱蓬仙（宗莱）、朱逖先（希祖）诸君再去听讲。”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中，追记“从章先生学”的情况时说：“章先生出狱以后，东渡日本，一面为《民报》撰文，一面为青年讲学，其讲学之地，是在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我和鲁迅极愿往听，而苦与学课时间相冲突，因托龚未生（名宝铨）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地址就在先生的寓所——牛込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环绕一张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章先生讲书这样活泼，所以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就是有时随便谈天，也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余写成的，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也起于此时。我们同班听讲的，是朱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夏）、朱逷先（希祖）、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均夫（家治）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听讲时，以逷先笔记为最勤；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鲁迅听讲，极少发言。”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说起听课情况：“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上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朱希祖日记》第二册记“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事，逐次记载了这年讲《说文》的进度，最为详尽：“ 黄季刚先生是太炎先生《说文》学的直接继承人，而且终身追随太炎先生研究“小学”，并有《说文同文》补足《文始》，以《蕲春语》回应《新方言》，也是太炎先生在东京讲《说文》的受业者。他在《太炎先生行事记》（《制言》第三十一期）评述了太炎先生讲授国学的动因和目的：“日本政府受言于清廷，假事封民报馆，禁报不得刊鬻。先生与日本政府讼，数月，卒不得胜，遂退居，教授诸游学者以国学。睹国事愈坏，党人无远略，则大愤，思适印度为浮屠，资斧困绝，不能行。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弥厉。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 当年在东京听太炎先生讲《说文》的学生有百数十人之多，最重要的是民报社特别班的几位。许寿裳记道：“同班听讲者是朱宗莱、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周作人、钱家治与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其他同门尚甚众，如黄侃、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不备举。”（许寿裳《章炳麟》）太炎先生这些弟子，不论是新学派还是国故派，后来多成为大家。太炎先生对这批弟子有如下评价：“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以上几家所记太炎先生在东京讲《说文》的时间、地点、主要听众与当时情形，大致相同，一百年前这件中国学术史上的大事，得以存其真相。 三 《笔记》是一份宝贵的数据。它的意义起码有三个方面：最直接的，它是研究太炎先生《说文》学从而研究章氏思想与学术的重要资源；太炎先生“小学”的三大代表作的原始资料，很多可以从《笔记》中见到；太炎先生治小学创新的思路和理念，《笔记》也有充分的反映；同时，太炎先生在革命的紧要关头、自己的危难时期于异国进行国学传播的举动，又一次证明了他把革命和学术融为一体的卓绝思想。其次，《笔记》也是研究新文化运动史的重要资料。在东京听太炎先生讲座并认真保留笔记的，大多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或前卫人物，其中有些人后来站在反对旧学的前沿，但他们对太炎先生的尊重和学习“小学”的热情说明，文化的传承是有延续性的，是难以用口号和激烈的行动冲断的；《笔记》还反映了记录者鲜明的个性和学养，对研究历史人物也有很多可参考之处。第三，《笔记》是太炎先生从时代的需要出发，以发展和创新的精神将革命和学术融为一体的具体实践，即使在今天，这一实践还有现实意义：一方面，它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继承，问题在于用什么态度和选择何种内容去继承，这一点，给我们在新时代研究和传播国学许多珍贵的启示；另一方面，《笔记》也给后学提供了一个继承与创新的范例，向我们提出了在继承基础上发展中国语言文字学的重要意义，它告诉我们，放弃自己的文化走全盘西化的道路，是无法建立自己的新文化的，我们需要深入了解自己的语言文字学的传统。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讲授者：章太炎，记录者：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顾问：陆宗达、章念驰，主持整理者：王宁，中华书局即将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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