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以来，包括名家在内的诸多对元稹的评论者，都众口一辞否定元稹的人品，贬低元稹的诗歌。而否定元稹的许多评价人云亦云，环环相扣，常常难以撼动。吴伟斌就是在这样的艰难氛围里力排众议，举证阐述，据理力争，开始了他艰难的为元稹翻案的苦旅。

　　他研究元稹的新著《元稹考论》、《元稹评传》是两部值得学术界认真关注的唐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诸如否定“元稹勾结宦官”，否定“元稹反对永贞革新”，否定“张生就是元稹自寓”，否定元稹与薛涛的“风流韵事”，揭示元稹在穆宗朝得以升职祠部郎中知制诰臣、翰林承旨学士以及被拜为宰相的真正原因，揭示元稹与长庆元年科试案的关系，揭示元稹与穆宗朝销兵案的关系，揭示元稹与唐穆宗的关系，揭示元稹与裴度的关系，揭示元稹白居易通江唱和真相等近二十论点，都是实实在在的“第一个”提出来的。这种学术探索、学术创新的勇气，极为可贵也极为难得。诚如他自己所言：“千年以来，元稹被涂抹得面目全非真伪莫辨，许多所谓的‘结论’，大多出自权威名家，而又盘根错节纠缠在一起，难分而难解。这好比要制伏‘景阳岗’‘拦路虎’的时候，‘牛头岭’‘羊家沟’‘马面山’……的‘老虎’会自动跑来支援一样。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自己就根本不可能在诸多‘老虎’的包围中打‘虎’而归。”

　　虽然学术研究不可能不与功利之心相联系，但如果热衷功利，急于求成，则往往铸成大错，留下遗憾。这种教训，学术研究中屡见不鲜，元稹研究也不例外。元稹研究这个课题耗费吴伟斌28年时间，他自然明白：为元稹翻案要获得成功，仅仅淡泊名利显然是不够的，毫无根据地创立新说也是不可取的。学术研究是严肃的科学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不仅需要不依附他人的坚定立场，更不可有跟在前人或者名人后面人云亦云的庸俗态度。对此，傅璇琮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值得我们细细体味：“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其论学著作《文史通义》中曾谓：‘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所谓‘独断之学’，即有独创之见。章学诚明确提出，既要有不依附他人的独断之学，又要有专心沉潜的考索之功，这是做学问必须具备的两条途径。吴伟斌同志过去所发表的论文，有些我是读过的，通阅全书，确对章学诚所言更感亲切。前所提及的吴伟斌同志之学术勇气，当然因有其治学见识，同时也就由于他长期从事专心考索之功。”傅先生之说，可谓高见远识，令人钦佩。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吴伟斌的元稹研究要推翻旧说，另立新论，与同行、名家发生论争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非常正常的。某位先生在他的学术著作《元稹年谱》里诗文编年错误占到元稹存世诗文百分之四十五，吴伟斌没有理有据地指出其失误；但同时他又诚恳地认为自己拜读《元稹年谱》之后“深受启发，得益匪浅”，承认这位先生是自己的“前辈”。吴伟斌这种认真追求真理的“傻劲”，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不能不令人想起章学诚老先生在《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里的另一段教诲：“古人差谬，我辈既已明知，岂容为讳！但期于明道，非争胜气也。”章老先生之言，我们也应该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