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梅闲笔砚》，梅节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2月版，29.80元

　　中国四大古典奇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金瓶梅》，都有作者、版本之谜。但前三部作品的作者和版本之谜，基本上已破解。《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在他的《三国》祖本的基础上，有两个版本系统：一是《三国志传》版本系统,二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版本系统,前者早于后者。《水浒》的作者是施耐庵，也有两个版本系统：繁本和简本，前者早于后者。《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西游记平话》是《西游记》的祖本。《西游释厄传》一出版，《西游记平话》渐趋湮灭；吴承恩本《西游记》问世以后，《西游释厄传》也不再流传。虽然对《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的作者和版本，个别学者还有不同意见，但在学术界基本上已取得上述共识。唯有《金瓶梅》的作者和版本之谜，至今众说纷纭，并无一致看法。曾经对《金瓶梅词话》作过整理、校订，先后出版过《金瓶梅词话》全校本（1988年）、《金瓶梅词话》重校本（1993年）、《金瓶梅词话》校定本（1998年）的学者梅节，在《瓶梅闲笔砚——梅节金学文存》（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中解了《金瓶梅》作者和版本之谜。

　　《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廿公跋中说“为世庙（嘉靖）时一巨公寓言”；沈德符《野获编》指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屠本峻也称“相传为嘉靖时”为陆炳诬奏沉冤者“托之”。到20世纪90年代止，《金瓶梅》的候选作者已近五十人：王世贞、李渔、李开先、汤显祖、冯惟敏、沈德符、贾三近、屠隆、刘九（修亭）、冯梦龙、谢榛、王稚登、陶望龄、丁耀亢、丘志充、赵南星……等等。他们主张：《金瓶梅》乃某个人一人所作。候选作者中，除刘九外，其余都是著名的文人，“名士”。对此，梅节提出了质疑：

　　1.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信奉者，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如果光强调动机，就有陷入唯心论泥坑的嫌疑。但不提动机，等于取消因果律。写《金瓶梅》这样一部近八十万字的巨著，少则五六年，甚至十年八年，要付出很大精力，为的是什么？“名士”们违反名教的道德压力，甘冒编写淫书的恶名，所为何求？

　　2.创作这样一本“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鲁迅语）的大书，不仅要有强烈动机驱策，还须特殊的才能。《金瓶梅词话》的编撰者对下层群众生活及其所使用的语言的熟悉，非正统文人所能轻易办到。王世贞是个复古派，民间的东西怎么瞧得上？贾三近长者，风骨凌凌，同乡后辈说他是这部“淫书”的作者，实在是天大冤枉。屠隆已知作品，多藻彩而少本色，宾白都用骈体，说他换一支笔，就能写出《词话》这样鲜活流畅的文字，实在使人难以相信。说其他“名士”是《金瓶梅》的候选作者，其根据更欠说服力。

　　3.《词话》中所载三百六十多首诗词，据研究诗词格律的专家潘慎先生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不少诗词其拙劣的程度，着实令人吃惊。”“名士们是不敢做的、不肯做也不屑做的。”

　　4.《词话》所用诗词，绝大多数抄自他书，并非作者自撰。从第五十九回到第八十回，就袭用明中叶文言小说《怀春雅集》二十首诗。如果《词话》真的出自大名士、世公之手，何以连几句诗都诌不出来，需要袭用像《怀春雅集》之类三流作品的诗篇呢？不用说王世贞、李开先、贾三近、屠隆，就连任何一位正统文人也不屑为。

　　5.翻开《词话》，满纸是生造字、破体字、谐音字，可说是“语无定音，字无定体”。试问王世贞、李开先、屠隆、贾三近等人怎么会这样写作呢？

　　因此，梅节先生不同意《金瓶梅》的作者是“名士”的传统说法。

　　那么，《金瓶梅》的作者是怎样的人呢？梅节先生答曰：是民间艺人。其论据如下：

　　其一，明代中期以后，商业经济发展，说唱《水浒》故事的民间艺人众多。有人接枝自《水浒》，说唱《金瓶梅传》。开头有五六回摭自该书，再发展而为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的故事。张岱《陶庵梦忆·不系园》中有一条记录：崇祯七年十月，张岱偕女伎朱楚生游杭看红叶，住汪氏不系园。事先约了一些艺人朋友，“不期而至者八人”，开了一个晚会，串本腔戏、调腔戏，弹三弦、吹箫、唱村落小调，舞竹节鞭，“（杨）与民复出寸许紫檀戒尺，据小梧，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使人绝倒。”用戒尺，小梧，可证是说书。《金瓶梅传》诞生在运河北段，本用北方话语搬说，“用北调说《金瓶梅》”，证实这点。《金瓶梅传》从运河北段北方官话语区，传到了运河南段苏杭吴语语区。参加这次晚会的有南京人、金坛人、绍兴人、杭州人、东阳人、诸暨人，杨与民选择说《金瓶梅》段子娱众，并使听众“绝倒”，说明最低限度江浙的文士、艺人普遍熟悉《金瓶梅》这部说书。张岱的这一记录在崇祯七年（1634），可以推知在此以前《金瓶梅传》早在北方流行，而后又在运河南段也受到公众广泛欢迎，所以杭州艺人杨与民习而说之，作为混饭的节目。

　　其二，西门庆一死，接上女婿陈经济的故事，敷衍因果报应，东拉西扯，全无精彩。听众不进场；说书人只好挪窝，到别的码头开讲。他当然不是从第八十回开始，而是从第一回“打虎”开始。这样前七十九回西门庆的故事，便一遍遍拆洗加工，内容越来越丰富，篇幅不断扩大。后二十回没有机会上场，只是保持原来没有肉只有骨头的架子。到后来说书人跑码头讲《金瓶梅传》，只带前七十九回，后二十回干脆不要了。日本荒木猛和梅节都认为，今本《词话》后二十回与前七十九回有许多不接榫地方，地点也从南清河搬去北清河，可证并非出于一人之手。

　　其三，一些学者提出，《三国演义》、《水浒》等书在成书之前，有世代流传、说讲的大量记载；而在《金瓶梅》抄本出现之前，并没有“流传、说讲、演唱金瓶梅故事的任何一条记载”，因此否定“艺人集体创作说”。殊不知，在明代中期以后，市民文艺大发展，民间艺人编这部《金瓶梅传》大书是为了吃饭，听众花钱买乐子，喜欢听什么就说什么，既然下层听众“不亵不欢”，就尽量加入刺激感官的描写。性故事，荤笑话，插唱流行曲，有声有色。《金瓶梅传》在繁荣的运河地区出现，即被文士发现、搜集和传抄。《金瓶梅》从成书传到文士中，时间极短，只有十到十五年时间，因此并无“世代流传、说讲的大量记载”，不太适合“世代累积”的论断。这和《三国》、《水浒》产生的时代，社会发展相对停滞，地区之间、上下层之间（细民与文士、官僚）沟通交流并不密切，文士偶然碰上，异而记之，便成为资料，是有很大区别的。简言之，《金瓶梅》跳过了“世代流传、说讲的大量记载”阶段，迅速成书，反而证明了它原是明代中期以后民间艺人集体创作而成的大书。

　　梅节在解《金瓶梅》作者之谜的同时，一并解了《金瓶梅》的版本之谜。

　　关于《金瓶梅》的版本，传统的说法是《金瓶梅词话》（即词话本，10卷）早于《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即文人说散本，20卷）。梅节对此说法也有异议，提出了自己的解《金瓶梅》版本之谜的新看法：文人说散本先出，词话本后出。论据如下：

　　1.《金瓶梅词话》书名不见于万历、天启两朝文献。万历、天启两朝文人看到的都是《金瓶梅词话》的手抄本。《金瓶梅词话》的书名，始见于崇祯二年己巳（1629）西湖碧山卧樵纂辑的《幽怪诗谭》。此书卷首有听石居士所撰《小引》，提到“不观夫李温陵赏《水浒》、《西游》，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乎？”这比《金瓶梅》传入文人圈子已经晚了35年，比万历末年《金瓶梅》的刊行也已晚十年。征诸文献，刊本《词话》晚出，是不争的事实。

　　2.弄珠客丁巳序为文人改编本《金瓶梅》原序。根据所有文献记载，文人本《金瓶梅》先出，词话本后出，为什么金学界、文学史研究者相信万历末年初刻本是十卷本词话呢？关键是因为十卷本词话有一篇东吴弄珠客序，其署年“万历丁巳季冬”，时间刚好与《金瓶梅》初刻时间相值。而现存二十卷说散本也有这篇序，署尾已无“万历丁巳季冬”字样，改为“东吴弄珠客题”，明显是万历以后的改笔。所以“说十卷本刻于二十卷本之后，是万不可能的事”。（魏子云）但是，梅节近年三校词话序跋，认为弄珠客序连廿公跋并非词话本原有，而是十卷本刊行时从出版后行销颇佳的文人本《金瓶梅》拿过来的。一起拿来的还有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的“这五回”。（对此，梅节有诸多考证，限于篇幅，从略。）

　　3.崇祯本并非改编自《新刻金瓶梅词话》。崇祯本和词话本关系虽异常密切，但并非改编自后者。它们源自一个共同的祖本，这一点可以说明它们众多的相肖之处。但两本在各自流传的过程中，由于传抄的讹夺、藏者的校改厘定等等，又出现不少歧异。其中有些具有可溯性，有些则不能，后者构成了说散本与词话本的质的区别。简单说，它们是“兄弟”关系或“叔侄”关系，并不是“父子”关系。

　　4.崇祯本（二十卷本）的“母本”带评语，词话本（十卷本）无评语。它们提供了崇祯本母系的信息，可以说是遗传基因。如果这个基因来自十卷本词话，那么崇祯本可确定是根据词话本改编的，如果十卷本词话没有这些批语，它就是来自一个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的本子。这个本子改编自艺人本词话（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十卷本词话），有第五十三回至第五十七回。

　　5.《新刻金瓶梅词话》大量校入见诸崇祯本的改文，也可见词话本在后，说散本在前。

　　6.《新刻金瓶梅词话》刊行后若存若亡，入清后即湮没。书商原想据当时已出版、颇抢手的文人改编本进行校订，但讹误太多，可读性太差，这样的本子当然无法和二十卷本《金瓶梅》竞争，打开销路。张竹坡康熙中评点《金瓶梅》已不知其书。直到1932年《新刻金瓶梅词话》在山西发现，始重见无日。

　　梅节在对《金瓶梅》的作者、版本之谜作了如此分解之后，制定了《金瓶梅》版本流传表：

　　至此，《金瓶梅》的作者和版本之谜，基本上已有分解。自然，这不是定论，还可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