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人生》，丁启阵著，东方出版社2005年8月版，29.00元

　　“临清流而赋诗”出自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那时陶渊明已经辞官回乡、归田园居，说白了，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这句诗在文学史上、甚至在陶集中，都算不上“名句”，但它是古代文人再平常不过的生活写照。这位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农民的日常生活，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已是那样的遥不可及！

　　此话怎讲？你想，这句话写了“临清流”和“赋诗”两件事，对今天的你、我、他来说，哪一件是容易的呢？

　　记得小时候，每到春天，村子周围的沟沟壕壕、坑坑洼洼都流淌着晶莹碧绿、清澈见底的河水。这些年自然环境的变化太明显了！沙尘暴越来越多，“清流”已越来越少，连杭州西湖，也只剩下远观时的湖光山色，水质已经不堪近临了！那曾经诱惑众多文人挥洒了诗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也倩影远逝、风韵不再。自然环境的变化使生活中的“画意”日渐衰减，那种“绿水人家绕”的风景不容易看到了。

　　近读北京外国语大学丁启阵教授《诗歌与人生》一书，我不禁慨叹：伴随自然环境中的“画意”日渐衰减的，还有人文环境中的“诗情”。在“临清流”变得遥远的同时，“赋诗”也变得陌生了。

　　《诗歌与人生》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诗歌与人生的关系”，总论古代诗歌和人生的密切关系；第二章“中国古典诗词演变概况”，简述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脉络；第三章“志向怀抱”，第四章“情感世界”，第五章“景物情趣”，显然这后三章是分论，探讨古典诗歌的“言志”、“抒情”、“写景”，展示古人的胸襟怀抱、细腻情感，以及作为他们活动背景的自然风光。该书选题的角度新颖，它有论有述，但不同于一般的诗歌史，而是专注于古典诗歌与人生的关系，向我们展示了古人徜徉在青山碧水，吟咏于花前月下的人生画卷。书中大量引用名篇佳句，却不同于一般的诗集或诗选，因为它不是对一首诗或一些诗的解读与鉴赏，而是以古代文人与诗歌的关系为经，以丰富的清词丽句为纬，互相交织，让我们感悟诗歌里的人生、品味人生里的诗歌。

　　该书对古代社会重视诗歌、诗人的社会风气津津乐道。《论语》有“不学礼，无以立”，“不学诗，无以言”，反映了儒家对“礼教”和“诗化”的重视。“诗书传家”或“诗礼传家”成为中国社会对某家族的褒奖。汉代“五经”是最早形成的儒家经典，其中就有《诗经》，上自孔夫子、下至后来的历代读书人，都对《诗经》十分重视。隋唐时期兴起的科举考试，把诗歌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要考“试帖诗”，而且对押韵特别规定，只要稍有差错，一票否决。科举取士对诗歌的重视，无疑使“赋诗”成为一种制度和标准，不管读书人有什么样的志向追求，他都要学习写诗，而且还要写出好诗！

　　古代帝王未必知道诗歌的社会功能，虽然文学才能与“经世济民”之才并不相同，甚至没有直接关系，虽然诗歌写得好的人像李白、杜甫等未必真的具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才干，但他们可能清楚：诗歌里面美的语言、美的景色、美的情感，对人性修养会有重要的影响。一个人贪婪暴戾也好，阴险狡诈也罢，甚至是心毒手狠，经过诗歌的陶冶与净化，都很可能变得高尚、善良、达观、儒雅。连皇帝都这么重视诗歌，自然会影响整个社会形成以诗为尚、敬重诗人的风气。“唐代社会风气非常开放，统治者懂诗写诗，理解诗人，给予诗人充分的自由，诗赋取士诱惑、激励读书人钻研此道；士大夫、读书人努力创作，出现了不少苦吟派诗人；社会百姓懂得欣赏诗歌尊重诗人，白居易作诗要让妇人都能明白，他所作的诗甚至有国际市场，有高丽商人重金购买；就连强盗也懂得欣赏诗歌。有个有趣的故事，诗人李涉有一次夜过九江皖口，路上遭遇强盗，报上姓名之后，强盗就不再抢夺他的东西，请他题诗一首：‘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藏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强盗们很高兴，‘因此牛酒厚遗，再拜送之’（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五‘李涉’）”（第84页）。

　　阅读该书，我们会看到诗歌深入到古人生活的每个角落。为什么我们阅读古代诗歌时，总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从而产生内心的共鸣？那是因为古人把诗歌写作作为和吃饭、睡觉一样平常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活动，“我们今天能够从古代诗歌中产生各种共鸣，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所遭遇的各种情况、产生的各种情感，古人都已经品尝过、表现过了。例如：读书、求职、婚姻、家庭、沉浮、升徙、穷通、得失，乃至休闲娱乐、退休养身，是每一个时代的中国人都要面对的‘永恒’的人生课题，并且也会产生大致相似的感情活动”（第12页）。所以，“也不妨说，古典诗词以雕塑的形式，把飘忽在线性的时间之流里转瞬即逝的、有意味的日常生活及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思绪情感凝固成了一种可以驻足观摩、反复品味的空间形式”（第32页）。

　　阅读该书，我们会感觉到，诗歌使生活简单而不单调，平常而不平庸。“古代没有发明电，因而没有今天这些跟电联系在一起的社交娱乐项目：看电影、电视，但是古代也有古代的社交娱乐，饮酒、听歌、观舞、做诗是那个时代最为普及的项目。饮酒、听歌、观舞，任何人都可以做到，而做诗只是风雅之士方能为之，所以有知识修养的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公事之暇，诗歌赠答以联络感情：聚会节日喜庆场合、送往迎来宴席之上，也总是要做诗助兴；即使羁旅江湖、退隐独处，也喜欢于寺观门楼题诗，驰骋才华，托物言志。有的场合还颇多讲究，比如唐代大历（公元766～779年）年间，有两个善于做应酬诗的人，郎士元和钱起，一时齐名，当时朝廷丞相以下官员出差或者外放，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的送行诗歌，当事人都会感到脸上无光（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郎士元）”（第10页）。看来，古人写诗、读诗和我们今天看电视、看报纸一样，是平常的休闲形式，也是消遣时光的娱乐方式。《红楼梦》里那些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就是动不动起诗社、写诗联句的，正是古人诗歌人生的生动写照。和今天的种种休闲娱乐形式不同的是，诗歌也是古人抵御人生磨难的最后招数，越是在艰难困苦之中，他们越需要用诗歌来倾诉苦闷之情、表达美好愿望。杜甫家的茅屋被瑟瑟秋风吹去了茅草，那愁人的秋雨却绵绵不断，“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杜甫依然写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盼望“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秋风无情，但老杜有悲悯天下之心；秋雨无奈，而诗人存庇护寒士之志。这样，吹走杜甫家屋顶上茅草的那场秋风，就不仅仅是一场秋风了，而是千余年来拂动志士仁人的救世之心的悲凉。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正是“崛起的诗群”热热闹闹的时候，那时我正念大学，整个文化界对“朦胧诗”的关注，使不少大学生迷上了诗歌。那时候我们会把报刊上读到的北岛、舒婷、顾城们的每一首诗抄下来，也曾把自己的涂鸦之作用稿纸誊写清楚后张贴在文学社的报栏里。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许多和我一样爱好诗歌的朋友“提起来写诗就脸红”了。记忆中汪国真好像是最后一位影响到写诗圈子之外的诗人，尽管他的诗让人感觉矫情、媚俗。

　　当然，至今仍有不少执着的朋友艰难地战斗在诗歌生产第一线，在销路不畅、零效益甚至负效益的困境中，坚守那块近乎神圣的阵地。尽管网络也为诗歌的流布提供了新的媒介，但诗歌最终还是无法像短信以及种种“段子”一样流行，诗人也远远不如超女那样受到众人的关注！电脑虽然为诗歌的写作提供了方便，可是，正如某个厂长所说：上一个新的流水线容易，但开辟市场却很难！和销路问题相比，生产并不是最重要的。

　　难道我们的社会真的不再需要诗歌了？绝对不是！正如我们并不是不需要蓝天、碧水，而是环境污染给我们留下的“画意”越来越少，而人文环境的变化同样使我们生活中的“诗情”越来越淡。我们穿梭在高楼大厦之间，哪里有“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的清新和“小桥流水人家”的恬适？乘车在宽阔的马路上，怎么体会到“细雨骑驴入剑门”的落寞与惆怅？网上聊天时，怎么会有“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的深情相思？坐在完全封闭的房间里，享受着现代科技制造的低温，不是同时失去了绿树浓荫里的习习凉风吗？常常读到这样的感慨：经济发展如果以环境污染为代价，那是得不偿失的！对我们这样一个写诗、读诗、作诗、吟诗曾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诗歌的国度”来说，如果科技进步的同时，人们疏远了诗歌、忘却了诗歌，以致“诗情”泯灭的话，那得与失又该如何比量呢？

　　《诗歌与人生》一书，向我们展示了古人的“诗歌人生”，也使我们陷入沉思：我们感慨自然环境恶化，生活中“临清流”的机会太少，因此我们开始重视环境保护了，开始退耕还林、退耕还牧了。看来，经济发展未必一定以环境恶化为代价，那么科技进步也不必非得泯灭诗情啊。一旦自然环境得到改善，能够天天“临清流”时，我们还能“赋诗”吗？我们在改善自然环境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保持和培养一份“诗情”，来维护人文环境的明净、纯洁？如果不能天真纯朴地去“采菊东篱下”，怎么能够“悠然见南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