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石语》一开头便记石遗老人的话云:“余早岁学为骈体文，不能工也，然已足伤诗古文之格矣，遂抛去不为。凡擅骈文者，其诗古文皆不工。余弟子黄秋岳，骈文集有清一代之大成，而散文不能成语，是其例也。”石遗老人这段话对其弟子黄秋岳似褒实贬。钱先生又记曰:“丈言时，指客座壁上所悬秋岳撰七十寿屏云:此尤渠生平第一篇好文字。钟书按:黄文结构，全仿彭甘亭《钱可庐寿序》。”钱先生的按语使得黄氏重量再减一分。然“散文不能成语”之评，黄氏不至于此。即以诗论，秋岳与石遗另一弟子梁众异于石遗早有出蓝之誉。在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中二人被点为小温侯吕方和赛仁贵郭胜，吕、郭二人，地位颇不低。但今日《光宣诗坛点将录》通行本中已无黄、梁二人身影，换以他人，留下了时代的印记。

石遗老人谈到的诗、古文、骈文外，黄秋岳有一部书以笔记体记清末民初掌故轶闻，间以评论，此书大大有名，即为《花随人圣庵摭忆》。我前几日在上海古籍出版社资料室找到一本初印本，是为珍本。

面前这部《花随人圣庵摭忆》是我从资料室借来的，借时管理人员说本有两部，一部是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本，蒋维崧先生借去了，于是拿给我这部。这书品相不好，厚厚的，封面残缺卷缩，标题大部磨去只约略可识。此书没有版权页，我隐约觉得它有自己的故事。

前有一序，序不长，如前人的八行书，写到底正好写完，刚好一页。而序者似欲抒情，却又不便多说，刚开头便煞了尾。文字雅健，于吞吞吐吐之间有嘡鞳之姿。由于不长，又写得好，我录在下面:哲维黄君尝以抽毫之暇撰为《花随人圣庵摭忆》，逐条刊登杂志，阅时既久，积成二巨帙，邮达于余。余乃稍纠其笔误数处，并志所疑于眉端。适友人孔君方居天津，急欲索阅，遂转付焉。哲维既闻余有所订正，驰书促孔君还寄南中。因循月余，军兴而哲维骤被独柳之祸。孔君关河转徙，私窃惊怛，以为秣陵追答，永成虚愿矣。不意孔君耿耿夙诺，闻变仍贻书属所亲于故居中检出此二帙，丐余还付其家。片羽之珍，几失而复得。荏苒数年，世变未艾。其家乃谋印行以永其传，且以余有此一段因缘，畀余雠校且督为序其事。呜呼！哲维瑰才照世，中道殒蹶，非所及料。区区随笔之作，固不足引重，然即此已略窥其怀抱寄托与夫交游踪迹、盛衰离合、议论酬答、性情好尚，而一时政教风俗之轮廓亦显然如绘画之毕呈，所谓明乎得失之际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非欤？求之于古，盖容斋洪氏之伦也。碧血千年，陈根屡易，英英神理，如在目前，不得从容互相赏析，呜呼伤已！昭阳协洽重三日兑之书于燕都。

这序是瞿兑之先生作的，昭阳协洽是1943年，这书当时只印了百部，用来分赠亲友。蒋维崧先生借去的那部远没有这部珍贵。前几日，杨扬先生写《记忆中的那些书》，提到周黎庵一部《花随人圣庵》为人持去，怅惘久之。想来黎庵那部也是这百部之一，他的怅惘就可以理解了。杨扬的被学生借去不还的王元化先生签名本，尚不能与之较，版本价值相去悬远。

瞿兑之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的特约编审，资料室这部很可能是瞿先生所赠。黎庵是瞿之同事，亦当是辗转获赠。由于著者、序者、获赠者，不是被“独柳之祸”，就是曾坐于凝碧池头，故所言寥寥，不欲多说。这部书也静静躺在资料室里，任旧事慢慢流淌，以至被人遗忘。

但它不会被遗忘，黄秋岳人固不足论，其书却颇有价值。1947年春，陈寅恪先生有首诗《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语曰:“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溥，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也。”陈看到即是这个版本。甲午败后，陈三立发电报给张之洞，要他奏斩李鸿章，主战派和主和派以命相搏。此书中黄濬不以清流之言为是，稍偏合肥，但也不全以其为是。他说，台湾要割便割去，条约要签便签去，关键是要泯灭门户之见，“夙夕经营为是”。这当时真是谠论，不知超过多少人。在有涉其父的情形下，陈寅恪都称赞它，可知。如今不少人诋“清流误国”的同时，大赞李鸿章能“任事”，这自是拾梁启超的唾余，昧于识见。黄就责李不能“夙夕经营”而紧守后党以自保，识见是高明的。但作者自己却于1937年以汉奸罪被杀了头。读这书，疑惑是有的，但疑惑没有感慨多。

    此本借阅者不多。1981年以前不得而知，此后借阅者有杨震方(1981年)、上海书店陆国强(1982年)、徐树仪(1984年)、李剑雄(1984年)几位。潘景郑《寄沤賸稿》中有一篇《〈碑帖叙录〉序》，即是为杨君震方所作。陆国强是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编审。徐树仪是唐代文学研究者。李剑雄是老北大、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我到社时他已退休，每周二、五还来两次。他们当时大概都产生过一些感慨和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