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陈安金、王宇著《永嘉学派与温州区域文化崛起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一书，甚感欣喜。该书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

　　第一，该书把温州学派作为一个社会团体，从其学派的形成、结构、代际嬗递中进行研究。如探讨学派的奠基人薛季宣的游学、从政经历与温州士大夫集团的关系，提出薛季宣开创了一种考求“刑名度数”的“制度新学”，这标志永嘉学派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异军突起。作者认为，叶适才是永嘉学派“在理论上真正的集大成者”。叶适学术上的主要成就，在于建构了“内、外交相成之道”的“经制之学”，但他又“选择了留在儒家道统之内，对内圣缺乏自己的发明”，其结果“只能是永嘉学派被朱学轻易地统摄、同化”，叶适的门人即“水心后学”们都“背离了叶适思想中最具独创性的部分”。此外，永嘉学派不像朱熹道学，在书院教育方面缺乏建树，“它的衰亡在于它没有取得一个与现实政治保持相对独立的空间”。这些见解都很发人深省。

　　第二，比较深入地研究了永嘉学派与朱熹道学的关系，指出朱熹道学在温州传播的策略是对温州原有的地域文化传统进行清理和分疏，注入了朱学的核心精神。具体表现为对温州籍门人的学术转化，及树立“状元王十朋”这个典型，从而在当地重建了“理学道统”。所以，永嘉学派的“短命”及“衰落”不能完全“归咎于朱学的独尊”。由此进一步提出，在宋、元之际，主流思想与区域文化一直处于互动、互补之中，朱学作为一种主流文化，并未在传播中消解自己的全国性，历史上区域性朱学挺立并未导致全国性朱学的消解，相反，朱学成了强化各个区域与中央在意识形态上的粘合剂。这些都是比较新颖的见解。

　　第三，该书还注意到“永嘉学派的近代命运”，指出永嘉学派思想的传承到元、明两代处于断裂状态，但到清代中、后期尤其是近代，由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促使了该学派思想的复兴，“近代温籍知识分子从永嘉学派的文献中汲取思想精华，在近代情景中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分析“强国与敬乡”是近代温籍知识分子“复兴永嘉学的两种动力”，他们在汉学和宋学之间“独树一帜”，在国学和西学之间“作新国学，躬行西学”，“率先在教育、实业等领域引入西方文明”，使自己“在文化路线上采取了既有别国粹派，又有别于西化派”，从而“超越了当时知识界的大多数流派”。

　　第四，该书在对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及相关文献资料进行认真梳理、考证、校注的同时，也站在当代温州、浙江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对温州传统文化主要是永嘉学派思想的得失优劣及其对当今社会发展的价值进行思考，概括、提炼出“永嘉学派文化新使命”的一些新观点。这又是该书的一个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