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可称得上是近年来石涛研究中一本义理和考据并重的集大成之作，尤以考据方面的成果创获更大。

《石涛研究》

朱良志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4月第一版

739页，70.00元

　　论及对近代以来中国艺术界的影响，清代画家石涛的巨大影响力，恐怕是历史上其他任何画家也难以望其项背的。一句“笔墨当随时代”，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语境中，已成为尽人皆知的宣扬艺术创新的口号。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多数情况下，石涛的艺术思想只是被看作再阐释的资源。这一现象所体现出的是，在西方文明的压力下，中国近现代艺术界迫切期望“与国际接轨”，甚至希望凌驾其上的焦躁心态。在一次次的重构和再阐释中，石涛本人的形象也越来越模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傅抱石《石涛上人年谱》出版，才算拉开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石涛研究的序幕。几十年来，本着求真的目的，在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石涛生卒问题、行迹及交游问题、艺术渊源与艺术成就以及《画语录》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先后涌现出傅抱石、汪世清、李叶霜等石涛研究领域的名家。但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毋庸讳言，石涛研究中依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正如朱良志所指出的，在石涛研究中，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有大量似是而非的结论需要辨析。而这些，显然就是朱良志《石涛研究》一书的研究出发点及研究意义所在。本书洋洋七十万字，但并不是一本面面俱到式的著作，据作者在该书《引言》中自述：

　　本书不是全面地研究石涛的艺术、生平道路和他的绘画理论，而是选择一些我认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意见。本书分为画学术语汇释、禅道渊源、交游丛考、作品考略和版本考略五编，共三十八篇论文……尝试对很多石涛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浅疏看法。（第3页）

　　作为美术史的专业研究者，就我所见，本书可称得上是近年来石涛研究中一本义理和考据并重的集大成之作，尤以考据方面的成果创获更大。

　　本书考据主要包括交游和行迹两方面的内容，尤其在石涛交游方面用功极深，既有对于以往研究的补充，也有经过缜密考证揭破以往迷惑难解之处。此外，在《石涛画语录》的阐释与版本考略、作品考释等方面，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比如《石涛画语录》的另一版本《画谱》，其真伪问题一向众说纷纭，朱氏则以扎实的文献学功底，从版本流传的角度力证其伪。

　　本书的考据涉及面极广，从石涛本身始，由点及面地扩散开去。资料的扩充主要体现在《石涛与八大山人共同友人补说》、《关于喝涛的几个问题》、《田林＜诗未＞所见二涛相关史料》、《石涛与戴务旃相关问题补论》、《石涛与歙县梅庄吴氏交谊考》等篇，以新获资料对于多年来认识模糊、进展不大的问题，做了一定程度的推进。据不完全统计，书中涉及和考订过的石涛各阶层交游人物，总数在六十人以上。就其地毯式的全面考证来看，本书创获实丰，可以说是自汪世清先生以来石涛研究方面的一次较大的推进，为今后的石涛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所涉既广，本书的一些论断，多少存在着一些可供商榷之处。以下试举数例，并略作补正。

　　“一枝阁”问题，是石涛研究中一个多少被忽视的问题。但“一枝阁”时期对于石涛艺术思想的发展和作品断代问题，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关于“一枝阁”，本书有《一枝原非寺》一节作专门研究，显见已注意到这一问题。

　　早期的石涛研究，涉及“一枝阁”问题，往往语焉不详，或有明显错误。如石涛研究先驱傅抱石所著《石涛上人年谱》，公元1680年条记载说：“闰八月初，得长竿一枝，因号支下人。别署一枝阁。”按，此处“长竿”应为“长干”，即南京长干寺，又名报恩寺。傅抱石沿袭庞元济《虚斋名画录》之误，这样就成了石涛得到一枝“长竿”才署“一枝阁”的。本书指出：“一枝阁（或一枝室）只是石涛（可能也包括喝涛）的住处，这一点，石涛说得很清楚。”（第498页）论断基本是客观的。只是我并不认为喝涛也住此处，据梅清《题喝公养静处》诗，知喝涛其时另住南京西天禅院。

　　关于“一枝”的出处，朱氏未作详考，只推测说：

　　徐文长曾有“一枝”之印，不知石涛是否受其影响。而渐江也重此“一枝”，他有诗云：“闭门千丈雪，寄命一枝灯。”一枝是一个颇有禅味的名字。（第500页）

　　渐江的“寄命一枝灯”，与石涛《巢湖图》上所题的“一枝菡萏最堪怜”，其“一枝”只是数量词，恐怕很难读解出更深层的含义来。而徐渭不仅有“一枝”印，还有《一枝堂》诗，倒值得一说。

　　“一枝”这个词，在明末清初诗文中出现频率颇高。方文《嵞山集》有《访沈昆铜村居》：“他日一枝须借我，无边风月与平分”（1649年）；《萧尺木有诗见讯答之》：“安得一枝长傍尔，短墙朝夕共烟萝”（1650年）。1664年，抗清名将张煌言被清兵擒获，其诗《甲辰八月辞故里》云：“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可见“一枝”是明末清初人的常用词，意为“一席之地”。石涛《长干一枝七首》之第一首云：“得少一枝足，半间无所藏”，显然取其常用之意。徐渭的“一枝堂”，亦当作如是观。

　　既然在文人笔下运用的那么普遍，那么，“一枝”有何出典呢？按《庄子》之《逍遥游》篇有“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一枝”作为典故，在庾信《小园赋》中便有出现：“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在唐代杜甫诗中出现更多，如《秦州杂诗二十首》之末首：“为报鸳行旧，鹪鹩在一枝。”而其《宿府》诗中更有“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之句，表明“一枝”此词，至少从杜甫时起，便已引申出“一席之地”的含义。晚明画家徐渭不仅有“一枝”印，还有《一枝堂对雪》和《一枝堂》诗，知其斋号为“一枝堂”。《徐文长遗稿》卷三《一枝堂对雪》诗云“大地呈三白，小堂开一枝。”卷二十四《一枝堂》诗云“宫墙在望居三卜，天地为林鸟一枝”，都提到自己居所之小。石涛早年确曾受徐渭绘画的影响。不过据前文所考，“一枝”一词的特定含义，早已是文人共识，显然不必非受徐渭影响不可。而直到晚清，“一枝”一词依然为文人所习用。如罗振玉1909年6月致王国维札云：“乞公与抗父兄一商，若法律馆及陆军部有可设法，千祈展转谋托，俾得一枝之栖。”联系石涛同期诗歌，我们基本可以肯定，石涛对于《庄子》是熟悉的，以“一枝阁”为斋名有明确出处，在当时的文化情境中也是常见的。

　　博尔都在《问亭诗集》卷二有《东皋杂咏》组诗，其中有《一枝阁》，其序云：“阁居涚溪之北、啸台之傍，杰然孤迥，聊托意于鹪鹩之巢云。”……是知此为博氏北京之一枝阁，而非石涛南京之一枝阁。（第273页）

　　朱氏以实地探访的方式，辨析出博尔都此诗所咏的是自己位于北京的“一枝阁”，而不是像以往研究者认为的是咏石涛南京长干寺一枝阁的。这是朱氏的新创获。但他因两者阁名相同就浮想联翩，认为两者一定有关，是博尔都“为纪念他与石涛友情而命名的”（第273页），因无证据支撑，显然属于过度阐释。

　　又如第379页说：

　　江世栋有二子，长子昱……次子恂……

　　按：江世栋共有八子，汪世清先生考出七人，分别为昕、旻、晅、晋、昱、暄、恂。其中江昱、江恂为同母所生，江昱行七，江恂行九，以经学和收藏而名满江南，号“广陵二江”。

　　蒋士铨撰江昱传记，记其家族情况较详，引之如下：

　　君讳昱，字宾谷，一字松泉，姓江氏。始祖讳汝刚，宋进士，官歙州牧，遂家于歙。明末六世祖应全迁扬州，乃为江都人。曾祖九万，祖澂，考世栋，皆不仕。君兄弟八人，君与弟恂同为杨太宜人出，君行七，恂行九，海内谈艺者称“广陵二江”是也。（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四二〇）

　　石涛书画杂册“项子赠我名香佳茗，春雪忽狂，呼笔索笑，清湘老人济草青莲小阁”。朱良志云：这位项子先生为谁？石涛提供的线索太简单，很难判断。他推测“项宣可能就是石涛所说的‘项子’”，并“记此以待高明判择”（第655、656页）。

　　按，据我的寡闻，石涛其他题跋、诗词、手札中似从未出现过项宣之名及字号。而石涛题画及手札中都出现过“书存”其人，该人姓项，徽州歙县人。

　　故宫博物院藏石涛致江世栋（岱瞻）札云：“自中秋日与书存同在府上一别，归家病到今，将谓苦瓜根欲断之矣……”重庆市博物馆藏“原济嵩南《梅竹图》”，画上有石涛补款云：“昨夜此画到手即书，次早书存年兄过大涤堂，见此云：是家表叔嵩南太史所作。”

　　按，石涛所提到的“书存”为项絪（1672－1728）之字。项为歙县小溪人，居仪征，与其父项宪均与石涛为友。道光《徽州府志》卷五记载“项宪、项絪”曰：

　　宪字景原，絪其子也。宪独修郡学，费及万缗，又精研考究祭器，八佾大乐器，罔不鼎新，最后增建石坊一，署曰：东南邹鲁。宪殁，絪继之十数年而落成。絪字书存，建宗祠寝室，增置义田，亦继宪志也。

　　项絪与晚年石涛的交往较为密切，赠给石涛“名香佳茗”的“项子”，应该就是这位项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