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在社会上，因受各种不同的影响，风气，所接触的不同人群的差异，性格也会慢慢地改变或者说被潜移默化。

　　鲁迅先生与钱玄同先生，是在日本留学时相识的，受鲁迅的影响，开始接触大批追求新思想的爱国青年，接受了民主思想，剪去了脑袋后的‘长鞭子’，参加了反清的学生运动。他在日本读的是师范，回国后先在家乡（浙江湖州长兴县）担任中学国文教员。民国后，1913年钱玄同随着他的大哥钱恂（比钱玄同大三十岁，这年钱恂是到北平就任大总统府顾问去的）到了北平，进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教书。

　　这时，鲁迅在1912年就随教育部从南京到了北平。就此，两位在日本东京的老友在北平又重逢了。之后，在“五四”运动中，钱玄同不能不说是一员新文化运动中的骁将，冲锋陷阵，英勇无畏，毫无顾虑的领军人物。他熟悉旧封建文化，反唇相讥，常常使得那些抱着封建文化的老朽们无力还击。鲁迅正因为如此，才乐意和钱玄同一起，作为亲密战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呼声呐喊，冲锋陷阵，向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发起攻击。

　　但是，即使在他们作为战友并肩作战时，两人在思想上和对问题的看法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钱玄同对文字改革的态度相当激进，有很多言论接近于走极端，说绝话，办绝事。比如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聊斋志异》全篇不通，……论其过去之老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则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钱玄同在这一方面，以仅限于纯语文的角度，把思想与文字，学术与政治完全割裂开来了。

　　鲁迅先生也提倡文字改革，用标点符号，写白话文。虽然他在表面上没有钱玄同那样激烈，但是，鲁迅他看出了文字改革的方向和问题的实质。1918年10月，鲁迅在《渡河与引路》一文中指出“白话文学也是如此——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是换牌不换货。”

　　“五四”以后，钱玄同以为大功告成，自己也功成名就了，满足于人们对他的文字学家，音韵学家，只要保住教授学者的地位，就不思再进了。《新青年》解体了，钱玄同反过来又钻进了自己曾经反对过的，故纸堆里研究起古文字的学问了。

　　这以后，鲁迅和钱玄同在思想和生活上的志趣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彼此的接触来往是越来越少了。

　　1924年11月《语丝》创刊，钱玄同在社里排名第二，鲁迅当时也是支持这个刊物的，并还经常给以投稿，但从不出席他们每月一次的饭局。

　　鲁迅对他们每月要大吃一顿的行为很不感兴趣，后来鲁迅便开始挖苦他们；“看见挂着一块上写着语丝社的木牌，稍一蹉足，就可以听见玄同又快又急的谈吐。我那时是避开他们的这种宴会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见鲁迅的《三闲集》）。

　　《语丝》社刚创刊后，胡适等人也挤进来写稿，有人支持，也有人不满。鲁迅对胡适吃官饭，做御用文人很是厌恶，于是在1924年12月作《音乐》一文，登在《语丝》上给了一击。鲁迅后来说；“《语丝》一出来，他就来了，……我就作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了一个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 《语丝》社的同人中，有几位很不满意我，这也是我和后来的“新月派”积仇的第一步。”（见〈集外集〉）。

　　这之后，鲁迅和钱玄同在思想上的隔阂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深了。

　　论笔头，要想打笔仗？中国是无人能与鲁迅先生匹敌的！败下阵来的钱玄同，就此对一切新文学都漠然视之，不看新小说，不看新话剧，更加不看电影。连有声电影第一次出现在北平，一时轰动九城，万人空巷，钱玄同都不宵一顾，他的思想就此僵化了。

　　一对曾经是亲密的朋友加战友的两位老先生，就此走上了各自的道路。

　　鲁迅和钱玄同的友情分裂，并非是单纯的个人之争，这里面包含着一个人的思想，兴趣爱好，个人性格的好恶，对事物的看法与观点等等，等等。

　　鲁迅对与钱玄同之间的事曾说过；“我倒觉得自己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要成友或成仇人了……”

　　不过钱玄同也不愧为一代文人大师（至少要比现在那些靠互相吹捧出来的狗屁大师要强，要好），当鲁迅先生在1936年10月离世后，钱玄同也写了追悼文章以记念鲁迅。他在文中写道；“……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条理明晰，论断精当，虽编成于十多年前，但至今还没有比他更好的中国小说史出现。……实可佩服。”

　　两位老人虽然因意识不同而反目，但是，对对方的长处和优点还是认可的，尽管只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

　　看看现在的一些人（当然是少数人），文革的遗毒，巳经在这些人的体内弥漫了，就如癌细胞在扩散——淋巴癌！

　　请无端想低毁鲁迅先生的癌病患者，赶紧去化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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