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年底，恰好李泽厚从海外回来，他看了文章之后，说不妨开个小会，找几位友人一起议一议这篇文章，他觉得我提出了许多关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大问题。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就在1997年2月16日，在我家中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学术恳谈会。戴逸、李慎之、庞朴、汤一介、李泽厚、余敦康、王俊义、雷颐诸位先生，一一应邀而至。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梁治平、何怀宏（后调北大）、任大援也参加了座谈。可惜王元化先生不在北京，否则我也会烦劳他的大驾。都是有备而来，谈的异常热烈，甚至有争论争吵。下午3点开始，至6点半意犹未尽，晚餐时继续谈。这些人物聚在一起，尽管有茶有饭，招待不谓不周，可一定不要指望他们都讲好话。好话自然也有，我作为文章作者和恳谈会招集人，更愿意听他们的攻错，看他们的机锋，当然无须隐瞒，也很愿意看他们吵架。做学问的人抬学问杠，特别有趣。大约1994年或者1995年，在杭州开会。我当时因写《学术独立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一文，正对学术独立着迷，发言时便强调各司其业，学者不一定耗时费力去管学术以外的事情，不妨“天下兴亡，匹夫无责”。王元化听后大惊，不待我讲完就插话说：“梦溪呵！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如果‘匹夫无责’，你还办《中国文化》干吗？”朱维铮说：“知识分子讲的话，当政者不听，与制订政策无关，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刘梦溪的意见，‘天下兴亡’，我们‘无责’。”

    我以为这次谈我的一篇文章，而且是家庭的小环境，朱维铮也不在场，不至于吵架。不料谈着谈着语调不对了。庞朴说：“你写大师，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你是仰着看的。马一浮，是神仙了，这不行。不光马一浮，所有人，你都是仰着看。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要有这个魄力，这是个大毛病。” 余敦康表示反对，说：“过了半个世纪，重新接受民国时期的经典，大有好处。鲁迅说，一个苍蝇，拍了一下，绕了一个圈儿，又回来了。二十世纪，从1897年算起到1997，这一百年我们耽误了太多的时间。说仰视，没有俯视——我们受到的教育，最糟的就是只有俯视，没有仰视。你汤一介，庞朴，都是俯视。你有什么资格来俯视？”尽管都熟知敦康先生的学术脾气，还是没有想到出口会如此严厉。气氛不免紧张了一下。幸亏李慎之先生及时插话，说他既不“仰视”，也不“俯视”，而是“窥视”，大家都忍俊不禁地笑了。

    戴逸先生给我的信里，只“报喜”，不“报忧”，这是从前一般信函的“规矩”。开会讨论就不同了，“忧”、“喜”都报，主要是“忧”，这也是学者不愿逾越的“规矩”。他手里拿着准备好的提纲，郑重地讲了四个问题。“喜”我不重复，摘几段“忧”给大家看。戴先生说：“对于学术，我认为既有独立性，又有功利性，但学术的功利性，应该如何表现？应该通过求真来达到服务现实。求真是第一位的，通过追求‘真’就能够对现实起作用。还有致用，这是老祖宗的传统。《资治通鉴》，不是直接致用，是通过历史的真实，司马光讲的真实。”他说：“看起来，学术与现实结合太紧，是中国学术的一个弱点。申请一个科研项目，首先看你有没有用。” 对于唯物史观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影响，戴先生尤其看重，他说：“唯物史观‘五四’传入，影响中国八十年之久，在座的没有人没受过影响。‘唯物论’起了什么作用？有多大成绩？我觉得不能避开。”他说：“没写入这个问题，是一个缺陷。避开不行，不管是什么原因。”戴先生是研究清史及近代史的学者，一向待人和气，即之也温，但讲起学术问题，他不含糊。戴逸先生发言的时候，李慎之、汤一介、李泽厚都有插话，我随时也有所说明。

    不难看出，这是一次货真价实的高水准的学术研讨和学术对话，充满了理趣和智辩。其他几位的精彩之见，不能逐一胪列，有座谈会的详细记要附录于书后，大家可自行参看。只是这次修订成书，有关唯物论的内容我仍然没有写入，倒不是有意避开，而是那样写起来，要讲许许多多另外的问题。戴先生的教诲也许要等到我将来写更大的书的时候再有所补充了。没法形容我对与会师友们的感谢与感激，我说我已经很富有了。而且我知道，今后再不可能有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学术恳谈了。因为李慎之先生已不在人世，没有他在场，大家会感到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