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胡适先生的恋情故事，已有很多人，写过很多文章谈到过。本文的主要意思不是想为好奇心强的读者们增加一篇爱情故事，我是想借读徐芳小姐的情书的机会，略谈谈胡适先生对男女之间的恋情的态度。谁都知道，胡适先生是个非常注重理性的人，也都知道他的婚姻不是非常美满，婚外的恋情不只一次。从旧道学家的眼光看去，会以为是一种人格上的瑕疵。但以现代学者的眼光看去，则只不过是一种平常的社会现象，是一种健全的人须以理性面对的一种人生情境。

　　非常遗憾的是，我们无从见到胡适写给徐芳小姐的情书，也不曾见到他写给其他的女性（如人们知道得最多的曹癿声）的情书。近年发表的胡适写给韦莲司小姐的信，其实基本上都不能算是情书。因此之故，我们考究胡适对待男女恋情的态度，就缺乏一个极重要方面的直接证据。徐芳小姐的信中明确提到胡适写给她的信有三封，我们都无法见到。但是，我们可以从胡适的日记、诗词，以及写给其他人的信里涉及恋爱问题的材料中，大致了解胡适对待男女恋情的态度。即就他与徐芳的关系而言，我们从徐芳的信中，也常常可以看出胡适的心态。

　　就目前所知的情况来看，胡适的恋情的发生，都是由于女方的主动。她们或出于仰慕，或倾心其魅力而主动亲近胡适。久之，胡适也免不了产生相应的感情。

　　胡适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像旧式知识分子那样有意在男女之间预设一道防线。他在男女交际上是很随和的。而且他认为一个现代知识人，需要有女友，男女之间在观察处理事物，性情陶冶方面常有互相弥补的益处。胡适在1918年4月5日写给母亲的信上，说到当日应邀在丁先生（可能是丁文江，或者是丁西林）夫妇家吃饭，同席有陶孟及其未婚妻沈性仁，还有另外一位沈女士。大家在一起聚谈。然后说：“我在外国惯了，回国后没有女朋友可谈，觉得好像社会上缺了一种重要的分子。在北京几个月，只认得章行严先生的夫人吴弱男女士。吴夫人是安徽大诗人吴君遂（北山楼主人）先生的女儿，曾在英国住了六年，很有学问。故我常去和她谈谈。近来才认得上面所说的几个女朋友。”胡适需要女朋友，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朋友；而小姐、女士们仰慕其名，倾心其魅力，这就为发生恋情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徐芳小姐之有机会接近胡适，是因为她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曾选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课，她是1935年毕业的。毕业后留校做事。从她的信中可知，她帮助处理和校对文稿，其中包括胡适的文稿。她对胡适的仰慕和爱慕之情，可能萌生于读书时期，发生热恋则是1936年1－2月间。徐芳在1938年1月30日的信（第27号）里说：“记得前年此时，我们同在上海找到了快乐。”1936年1月5日，胡适的好友，中国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开创者丁文江先生在长沙病逝。为处理后事，胡适于1月10日离京南下，11日到南京，停留数日后，转赴上海。当时，徐芳小姐亦在上海，胡适日记中提到徐小姐：1月22日记道：“徐芳女士来谈，她写了几首新诗给我看，我最喜欢她的《车中》一首。”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天，胡适就有一首小诗（无题），诗中说：
　　寻遍了车中，
　　只不见他踪迹。
　　尽日清谈高会，
　　总空虚孤寂。
　　明知他是不曾来，--
　　不曾来最好。
　　我也清闲自在，
　　免得为他烦恼。
 
　　我们很有理由认定这诗里的"他"就是徐芳小姐。胡适回到北京后，2月22日的日记写到：“舟生（即徐芳，这可能是她的一个笔名，在给胡适的情书中，有时用这个署名）来。久不见他了，送他Pome，劝他做选诗事。”按常理，一个月未见，不能说是“久不见”。何况1月22日至2月22日之间他们不会不曾见过面。若只是1月22日见那一面，又只是谈谈诗，那恐怕构不成徐芳小姐所说的“我们同在上海找到了快乐”。从1月23日至2月20日，这段时间，胡适未作日记，这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悬想的空间！

　　我们所见徐芳小姐给胡适的第一封信，是这年的4月29日。4月28日，胡适有信给她，这封信令她感到亲切，给她“很大的快乐”。其时，他们仅仅三天未见面！往后一段时间，徐小姐的信特别频密。在这样炽烈的爱恋之情的冲击下，当时已是45岁的胡适，已是声名遍及海内外，受众多朋友的期许爱重，家有发妻和两个儿子的胡适，不免有些犹豫了，有些自我戒惧了。

　　徐芳5月12日的信附寄她3月7日写的诗。诗云：

　　她要一首美丽的情歌，
　　那歌是
　　从他心里写出，
　　可以给他永久吟哦。
　　他不给
　　她感到无限寂寞。
　　她说：
　　“明儿我唱一首给你，
　　你和也不和？”

　　我们在胡适留下来的诗作，也找到相应的一首，题作《扔了》，其诗云：

　　烦恼竟难逃，--
　　还是爱他不爱？
　　两鬓疏疏白发，
　　担不了相思新债。
　　低声下气去求他，
　　求他扔了我。
　　他说：
　　我唱我的歌，
　　管你和也不和？

　　胡适先生是彻底的写实主义者，他的诗是他心迹的真实表露。他很为他背不起的“相思新债”而烦恼。

　　徐芳附在5月8日的信上，写于5月6日的一首诗，把胡适比作“一轮明月”，她要“他走下人寰，他却说人间太烦”。胡适于5月19日在北京西山写下一首《无心肝的月亮》恰是回答徐芳的诗。诗前，胡适先引明人小说中的诗句：“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他的诗全文如下：

　　无心肝的月亮照着沟渠，
　　也照着西山山顶。
　　他照着飘摇的杨柳条，
　　也照着瞌睡的“铺地锦”。
　　他不懂得你的喜欢，
　　他也听不见你的长叹。
　　孩子，他不能为你勾留，
　　虽然有时候他也吻着你的媚眼。
　　孩子，你要可怜他，--
　　可怜他跳不出他的轨道。
　　你也应该学学他，
　　看他无牵无挂的多么好。

　　徐芳把胡适比作明月，实很确切。在感情世界，胡适的确像夜空里的明月，柔媚而冷峻，可爱而不可及。很少有人在炽烈的恋情的拥抱中，还能保持那样的理性。他与韦莲司小姐维系一生的感情，真有柏拉图的味道。但那种感情犹可维系永久，像他与曹癿声、徐芳这样，有年龄较大的差异，再加以知识经验、学问兴趣上的差异，再加上家庭社会的责任的拘牵，使他无法持久地维系这种感情。从徐芳小姐这一面说，她的恋情直持续到1938年夏。从胡适一方面说，持续到1937年9月。这年9月，他奉蒋介石之托，出国做民间外交，第二年开始担任驻美大使。他出国前给徐芳留过通信地址。出国后，到1938年2月，徐芳共给胡适写了七封信（我们只见到五封），而胡适一封回信也没有。1938年5月，徐芳离开上海到香港，在船上写一封信给胡适。信中说：“你这人待我是太冷淡，冷得我不能忍受。我有时恨你、怨你；但到末了还是爱你。”这已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了。所以，这封信没有再留地址，不再指望胡适的复信。虽然信中说：“我现在不要你的信来，是要你的人来。”可实际上，这封信之后，足足三年，她没有再给胡适写信。三年之后，1941年4月24日的信，是保存下来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已不是情书。开头是“适之吾师赐鉴”，落款是“生徐芳”。所谈的是，想到美国去留学，希望胡适给予帮助。胡适给了帮助没有？徐芳到美国留学了没有？我们都不得而知。

　　由上述可见，胡适1937年9月出国之后，便下决心结束了他与徐芳小姐的恋情。这既是环境使然，也是胡适的理性主义战胜的结果。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由于个性解放的宣传，一部分知识经验不足的青年颇迷醉于所谓恋爱至上主义。胡适是不赞成的。他是鼓吹个性解放最力的人，但却从未鼓吹过恋爱至上。我们从他1929年写给一个叫刘公任的学生的一封信上，最可看出胡适对待恋爱的态度。当时刘公任同学正在失恋的痛苦中，在向他最尊敬最信任的老师胡适倾诉其苦闷时，讲了一些矛盾不能自解的话。胡适指点他应该如何对待对方，如何对待自己的烦恼，劝他出外走走，然后回来做一件有趣味的工作，以求解脱。这信中胡适讲了一些很重要的话，表明他对男女恋情的十分理性的态度。他说：“恋爱只是生活的一件事，同吃饭、睡觉、做学问等事比较起来，恋爱是不很重要的事。人不可以不吃饭，但不一定要有恋爱。学问欲强的人，更不必要有恋爱。孔德（Comte）有恋爱，适足为他一生之累；康德(Kant)终身无恋爱，于他有何损伤？”这是一种十足理性主义的恋爱观。胡适与徐芳这段恋情的发生与结束，很可以反映出他的这种理性主义的恋爱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