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是纯粹的学者，一生几乎不涉足政治。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即有这样的话： “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但在大变革的年代里，政治却会找上门来。当年梁启超曾经积极投身政治，且又立场屡变，为一些人所诟病。陈先生为他辩解说：“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迨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睹青天。然则先生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已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又何病焉？”史家的通识使陈先生知道，人生世上，无法与政治绝缘。就以陈先生自身而言，即使不涉足政治，哪怕不谈政治，其自身的独特存在，也是对政治的某种言诠。而且以陈先生那样的世家子弟，真要割舍对政治的情结，也是很难做到的。

　　事实上，陈先生有时也喜谈谈政治的。他因家世因缘，喜谈清季掌故，这是我们所熟知的，残存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里也留下了一鳞半爪。就是当代政治，陈先生也常常发表见解。袁世凯称帝，陈先生“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蒋介石北伐成功，全国名义上统一了，要用三民主义统一思想。陈先生认为那是俗谛。蒋介石要用顾孟余当中央研究院的院长，陈先生不答应，专门坐飞机赶到重庆参加中研院会议，为的是投胡适一票，并且说：“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也以独特的方式表明了对现实政治的态度。中科院请他任历史二所的所长，他提要求说，当所长可以，但不学马列，不学政治。实际上是拒绝了。大跃进的时候，周扬来拜访他，说起失误，周说社会主义是个试验，陈先生对这个解释不满意，说试可以，但不能差得太远。这些事都说明陈先生对政治很关心，政治态度也一点不含糊。他还写了大量的旧体诗，虽然语多晦涩，但明眼人也能看出其中不少都是对现实政治的有感而发，比如“尊朱颂圣有成规”，明显的是“谤诗”啊。然则陈先生在说“我从来不谈政治”时，究竟何所指而云然？我想，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恐怕是下意识地拿梁启超、胡适、郭沫若这些在学术界身份地位与其相侔的在做参照。与这些人相比，陈先生不曾直接从事政治，谈得也不算多，确乎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了。

　　虽然直接谈得不多，但陈先生却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曲折地传递给了我们他关于政治的若干见解，这就是他的史学论文。伟大史学家的生命总是与国家、时代、民族血脉相连，陈先生对现实政治的深刻洞见，有时就隐藏在严谨科学的论文之中。这里谨举几个例子。在1951年作的《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中，陈先生考证了唐高祖在起事之初确曾称臣突厥的史实，但并不是贬低他，而是高度的褒扬他。陈先生表彰道：“初虽效之，终能反之，是固不世出人杰所为也。又何足病哉！又何足病哉！”在1952年作、1956年刊的《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陈先生对王导作了高度的赞美：“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延续，不谓为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读读这两段议论，想想当时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破旧立新的文化政策，当能明白陈先生用心之所在。更早一点，在1942年为弟子朱延丰《突厥通考》所作的序里，陈先生更是为未来中国的发展谋划方略：“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而后来直到现在历史发展的进程（外交上，从一边倒解脱出来；文化上，从重于批判转到重于继承；经济上，上世纪末作出了开发大西北的决策），也确乎证明了陈先生的先见之明。

　　陈先生论文既有这样的特点，我们在读过之后当深思陈先生著文目的之所在。在世家大族里成长起来的对政治的牵挂、对时局的关心始终在潜意识里伴随着他，不是能消泯得了的。这一点，在陈先生或许并不自知，或许虽然知道但不明说。特别是在解放后，陈先生的文化保守主义加自由主义的思想越来越不合时宜，他也就“著书唯剩颂红妆”了。但其中的微言大义，我们如细细加以体会，还是能够把握一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