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石兴泽先生着的《学林风景——傅斯年与他同时代的人》，其中一则旧事颇令笔者唏嘘不已：

1940年，中央研究院拟设立民族研究所，院长朱家骅通过总干事傅斯年请李方桂担任所长。李方桂坚辞不就，不耐烦地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不恼，躬身作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作为20世纪前半叶卓有影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傅斯年（1896-1950）长期执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并曾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其“炮轰”孔祥熙、宋子文之举，尤为大家所熟知。李方桂（1902-1987），被誉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自1929年，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1948年被遴选为院士。对印第安语言、侗台（壮侗）语族语言、汉语与藏语等，他有精湛的学术贡献。

李方桂口吐“狂言”时，年方三十有八，但已是学行并茂的学者。他以“一个不可多得的领导人才”，来厘定傅斯年的事功，堪为允当之言，因为傅斯年“能让你做你所想做的事”。就担任所长一事，他们寥寥几语，折射出学人的风度与风骨。

谢绝官职，不仅源自李方桂清逸的气质——“一不拜官，二不见记者”，更出自所长一类的职位，对学海泛舟的学者而言，要承担相当多的行政事务，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大有折损。学术，被他们视作安身立命之所。从最低层次而言，担任行政之职，并不能得到额外的益处与便利。以官位炫耀于世者，恐遭学人病诟与腾笑，倒是那些专心问学者，能赢得嘉许，获得职业颜面。总之，显形的、潜形的规则，制衡着学林的生态，如果学人在学术世界中不依学术而凭非学术性力量，获得尊严，其生存空间、精神操练，也就可想而知了。

李方桂将人才如此分为三等，当然有可议之处。他当着总干事兼所长傅斯年的面而言，算得上佛头着粪吧。他出言不“逊”，想得出他对傅斯年的气度，有十足的把握。而傅斯年果然不以其为忤，反而自嘲为“三等人才”，又可见其胸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