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血色黄昏倒下悲壮英雄

萧天佐身着锦貂毛的大披风，站在大约二三十米开外的地方。我的同事于茂世挽弓搭箭，两臂一较劲儿，将弓拉得如天边的弯月，嘴里念叨着“鼻子”，只听“嗖”的一声，长箭离弦而去，扎扎实实钉在萧天佐的肚子上。他明明是打哪儿指哪儿的水平，却偏偏想指哪儿打哪儿。可怜我们这些“键盘娴熟”的人，拿起古人擅长的玩意儿，十分不顺手。好在萧天佐并不还手，任由我们左一箭右一箭把他射成了“刺猬”。

这里是开封天波杨府的演兵场，空旷的院落里，满是不经修剪的丛生的乱草，很有些苍凉的氛围。如果在千年前的天波府，演兵场该是杨家将操练的地方，他们的箭法想必十分的高明，而他们所要面对的萧天佐，也是异常的剽悍蛮勇。

天波杨府是一个中国人妇孺皆知的地方，发生在这里的故事素来为人们津津乐道。开封有“文包武杨”的说法，包公和杨家将，被认为是北宋一代对民间影响最大的人物。在人们的心目中，杨家将成了一种精神象征，他们满门忠烈，舍生忘死，一代接一代地挺身而出，化解国家的危难。千百年来，忠勇杨家将的事迹从历史和传说不断走入小说，走上舞台，形成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爱国者形象，寄托着不同时代人们的爱憎和期望，在世间广为流传，以至于要分清哪些是史实，哪些是演义，成了很多学者研究的课题。

在中国悠悠数千年的历史上，很少有哪一个家族能像天波杨家这样影响深远，从宋朝到现在，一直被人们传诵不绝。不但杨家将的故事越传越丰富，后来的抗金名将杨再兴、杨存中，抗元名将杨价、杨文等人也被大众认为是杨家将后代，而且小说中虚构的英雄也多有托附为杨家后代，远的如《水浒传》中的“青面兽”杨志，近的如金庸笔下的杨过、杨康、杨铁心。

鸦片战争之后，承受着列强施加的一次又一次的羞辱，一种习惯性的、波及全民的虚弱和自卑感，在中国逐年蔓延，与日俱增。历史悠久的传统，在现代文明的冲撞中支离破碎，即使是为数不多的骄傲，也已在零碎的记忆中变得残缺不全。但在这一百多年中，杨家将的故事却继续发扬光大，先后借助京剧、豫剧、评书等强势传播方式，更加深入国人之心。

走进式样古朴、气势威严的天波府，仿佛走进了一个交织着千年民心的磁场，让人的心中不能不充满尊崇之情。

风定浪静杨家湖

天波杨府位于杨家湖西北角，站在杨府南门纵目而望，只见远岸垂柳如烟，湖水一平如镜，勾画出北方城市少有的明媚动人。

天光云影共徘徊的湖水中，一些小黑点隐约可见，有开封朋友介绍说，那是游泳的人。开封有众多的游泳爱好者，一年四季都喜欢在湖中游泳，但无论冬夏，这一带的人都只在杨家湖游泳，绝没有人会跳进一路之隔的潘家湖，在开封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说起来，这跟千年前的一段公案有关。

关于杨家湖和潘家湖的来历，开封流传着这样一个民间传说：当年杨业遭潘美陷害，兵败陈家谷重伤被俘，绝食三日而死。佘太君闻此噩耗悲愤满腔，怒闯金殿，告了潘美的御状。但潘美位高权重，既是开国元勋，又是宋太宗的亲家，所以只被象征性地处罚了一下。佘太君愤而辞朝，带着一家老小回了老家。杨府与潘府仅仅一路之隔，杨家刚搬走，这一带突然刮了三天三夜狂风，下了三天三夜暴雨，潘杨两家顿时成了一片汪洋。杨家已经没人，潘家却遭到灭顶之灾。风雨过后，两家隔路相对的住宅都塌陷了，变成两个庞大的湖，就是现在的杨家湖和潘家湖。由于两家人一忠一奸，因此湖水也是一清一浊，人们要游泳自然都去清澈的杨家湖，不去浑浊的潘家湖。

其实，现在杨家湖和潘家湖的位置，在北宋时是皇宫，在明朝是周王府。潘杨两家根本不可能在此居住，这两个湖另有来历。

明代末年，黄河水淹开封，显赫的周王府也被滔滔黄河吞噬湮没。清代初年，周王府遗址成了没主儿的地方，劫后余生的老百姓纷纷到这里“刨古器物”，掘砖取瓦，居民生活用土也多到此挖取，天长日久，这一带变得坑坑洼洼，逢雨积水，形成几片不规则的水坑。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开封城外地面越淤越高，城内低洼如锅底，下雨时很容易积水。当时的河南巡抚雅尔图采纳部属意见，决定挖地蓄水，于是集中人力挖掘龙亭一带的水坑，最终连成了东西两个大湖。

由于东边的湖靠近市内居民区，人烟稠密，岸边有许多小作坊排污，湖水污染较重，而西边的湖靠近郊区，周围人烟稀少，较少污染，并且开封的水系流向是自西向东，所以才造成了两个相邻的湖清浊差别明显。

杨家湖西，相传曾有杨六郎的宅邸，所以开封有“杨六郎宅水泊”的说法，久而久之，人们将湖水清澈的西湖称为杨家湖，而将水浊的东湖称为潘家湖。

如今这两个湖柔波轻漾，安宁祥和，是开封市最秀美的地方，也是开封最重要的旅游区域，两湖的南边是御街，北边是龙亭，而杨家湖畔更有清明上河园、翰园和天波杨府环绕。这差不多就是开封旅游业的半壁江山。

数年前，开封市治理污染，将两湖水系联结起来，潘家湖水也变得清澈了，但开封人只去杨家湖游泳的习俗却没有丝毫改变。看样子“潘湖浊，杨湖清”的观念根深蒂固，清浊的界定不只由水，更有别的内涵。

潘杨公案已经过去1000多年，但人们对这一是非的兴趣却始终不减。潘美和杨业的形象其实都发生过重大的逆转，对于宋朝来说，潘美功勋卓著，他不仅是拥立赵匡胤称帝的功臣，而且英勇善战，先后统兵灭南汉、南唐、北汉，但因陈家谷一战而落下千古骂名，被视为大奸臣；而杨业原来不过是北汉降臣，长期做潘美的副职，战死陈家谷之后一举成为宋朝人仰慕的英雄，并为中国人千年传诵，成为杨家将故事的源头。

关于这段公案，《宋史》关于潘美过失的记载语焉不详，面目不清。有人因此认为潘美有点冤，是民间传说和后世戏剧家为了突出杨家将的形象，过分丑化了潘美；更有学者收集史料中的蛛丝马迹，认为正史并不完全可靠，明显在掩盖什么，而民间传说则更多保留了事情的真相。

悲情难忘陈家谷

杨家将的所有故事，都是从一个悲壮的傍晚开始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傍晚，或许我们今天就不会熟知杨延昭、杨文广、佘太君、穆桂英和杨排风这些名字。这个傍晚，杨业的生命悲剧性地走向终结，伴随着他轰然的倒地声，大宋王朝的一场大悲剧达到了高潮。最后一次大举北伐至此结束，北宋损失惨重，从此放弃了从辽国手中夺回幽云（燕）十六州的努力，被迫转入战略防御。

那是公元986年，北宋雍熙三年八月的一个傍晚，鏖战了一天的杨业率兵退到陈家谷（今山西朔县南）口，约定在此伏击契丹人的“步兵强弩”却逃得无影无踪，只有一轮夕阳悬挂在陈家谷尽头，渲染出如血的晚霞。最令人气愤的，不是敌人的凶残，而是自己人无情的背叛。况且，这天的作战策略本来就是一步“臭棋”，杨业这位作战高手原本有“妙棋”可走，却被“业余棋手”逼迫着走最低劣的“臭棋”，心情可想而知。因此，杨业看到谷口没有伏兵，再也按捺不住多年来被怀疑、被诽谤的悲愤，这位戎马一生、杀敌无数的老将，竟然“即拊膺大恸”（《宋史•杨业传》）。

对于北宋来说，最大的隐患就是幽燕十六州在契丹人的手中，没有幽燕十六州，宋朝就没有长城一线的天然屏障，无险可守，包括国都开封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就随时会被契丹人的骑兵攻击。

在宋太祖、太宗的心目中，夺取幽燕才能算是完成统一大业。宋太祖原想储备巨额款项向辽朝赎买，如遭辽朝拒绝即以此巨款作军费，攻取幽燕，但未及进行就去世了。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五月，宋太宗灭北汉后，六月即乘势自太原直接进攻幽州（辽南京，今北京）。7月初，宋辽两军大战于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宋军大败，全线溃退，宋太宗也在中箭后随乱军南逃，直到涿州才乘上驴车南逃回开封。

这一战史称“高粱河之战”，是宋太宗最受人诟病的一件事。宋朝军队在攻下北汉后已成疲惫之师，大将们也都无心再战，但宋太宗的地位很不稳固，急于建功立业证明自己。太宗的即位，按照传统的封建礼制，并非名正言顺，而是在无太祖顾命遗诏的情况下仓促入继的。关于太祖之死，也有所谓的“烛影斧声”之谜。恢复幽燕，完成太祖未竟的统一事业，是他借以改变名声、提高威望、稳固皇帝宝座的政治手段。但仓促行事，导致宋朝军队大伤元气，十多年后，太宗本人也因为高粱河之战的箭创复发而死。

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正月，宋太宗再次发动攻取幽燕十六州的战役。宋军分三路进发，曹彬、崔彦进率东路军出高阳关，田重进率中路军出飞狐口（今河北涞源北），潘美、杨业率领西路军，北出雁门（今山西代县）东进。

西路军很快就攻下寰州、朔州、云州、应州等地，中路军也攻占灵丘、蔚州等要地，东路军听到中、西路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后，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进占涿州，却因缺粮不得不退兵。辽军乘机于岐沟关（今涿县西南）北展开进攻，宋军大败，辽军追击至拒马河（今河北省南拒马河），东路军全线溃败。

宋太宗得知东路军战败，随即命令中路军回驻定州，西路军退回代州。随后，朝廷命令潘、杨率军护送朔、寰、云、应四州百姓立即迁回代州。这时辽军主力已经调到西路，大兵压境，要完成这一任务非常艰巨。杨业经过周密思考，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先派人密告云、朔等州守将，等我军离代州北上时，令云州民众先出，我军到达应州时，契丹必定会派兵迎战，这时，命令朔州民众再出城，同时派骑兵接迎，另派1000弓箭手守住谷口，这样百姓就可安全内迁。

对于杨业这个切实可行的方案，监军王侁却坚决反对。不懂军事的王侁，显然还陶醉于前一段时间西路军的胜利中，他要杨业率兵去攻打已经被契丹人占领的寰州：“你有几万精兵为什么还这样胆怯？应当直接出雁门关北上！”

杨业说：“不行，这样做，只有失败。”王侁阴险地说：“你不是号称‘杨天敌’吗？为什么不敢与敌人正面交锋，难道你还有不可告人的打算？”杨业气愤地说：“我这样做不是怕死，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更好地完成皇上交付的使命。你既然这样责问我，那好吧，我现在就冒死前去。”出发时，杨业流着眼泪对潘美说：“这次出兵，必定失利，我是北汉降将，蒙皇上大恩，我愿以死报国。”他又用手指着陈家谷说：“你们务必在两翼布置强劲的弓箭手，我转战到这里，你们就出兵夹击，不然我们将会全军覆没。”潘美当即和王侁领兵埋伏在谷口。王侁派人登高远望，以为契丹败走，欲争杨业功劳，领兵离谷口。潘美想制止他却没有做到，于是也“缘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

就这样，当杨业的部队到达陈家谷口时，意料中的伏兵没有出现。杨业身上已经数十处受伤，悲愤之余，他对部下说：“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可走还，报天子。”但所有部下“皆感泣不肯去”。淄州刺史王贵杀数十人，“矢尽遂死”，其他人也都战死了，没有一个逃跑的。杨业手刃数十人，而后身负重伤后被俘，他仰天长叹：“皇上看得起我，指望着立功边塞报答他，可惜被奸臣所误，致使王师败绩，我有何面目活下去！”于是绝食而死。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自古以来失败的英雄数不胜数，但杨业身上的悲剧色彩更加强烈。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不但要受到轻薄浮躁的监军王侁的羞辱，还要完全受制于他。这是为什么？主将潘美似乎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但同样身为身经百战的将军，他这样做正常吗？

有迹象表明，杨业死后被人“泼了脏水”，一个叫刘吉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才为他洗雪了冤屈。

二、赤胆忠心两降臣

钟楼和鼓楼是中国古代沿袭上千年的定制建筑，晨钟暮鼓是古人最常听到的乐音。然而天波杨府的钟和鼓却有着特殊的用途，钟叫“聚将钟”，鼓为“催战鼓”，尤其是天波府的“聚将钟”，相传一旦边关有事，此钟不击自鸣。说起来，这口大铁钟还有一段动人的传说。

相传焦赞、孟良从辽国盗回杨业遗骨之时，天波府正熔炼兵器，佘太君下令，把杨业的骨灰倒入沸腾的殷红铁水中，铸造大钟一口。铁钟铸成以后，仿佛凝聚了杨业赤胆忠心的魂魄，每每敌人入侵边关，这口钟便轰然鸣响。因此，调兵遣将的圣旨刚到，杨家将早已装束停当。

广为流传的传说故事和小说戏曲，让杨家将流芳千古，但杨家的真实历史也因此云遮雾罩，难见真面目。在记者接触的人中，有人认为从杨业到穆桂英的故事全是真实的，有人则认为全是虚构的。事实上，从杨业、杨延昭到杨文广，杨家的确三代名将。尤其是杨业，先后与契丹人作战三十多年，战功赫赫，威名素著，被百姓赞誉为“杨无敌”，最后因遭自己人算计，重伤被俘，绝食而亡。“聚将钟”的故事一看就是虚构的，并且杨业的尸骨可能埋在了辽国，敬慕英雄的契丹人还在古北口（今北京密云北）建造了一座“杨无敌庙”祭祀他。但这个故事却也凝聚了一种历史的真实。

尽管杨业生前忠勇抗敌，如今为人景仰，但有细心的学者发现，杨业死后，宋朝朝廷对他的态度曾有一个明显的转变。杨业官为云州观察使，按北宋有关制度规定，这个级别的官员正常死亡时，应赐“钱三百贯，绢布各二百匹，酒五十瓶，羊五十口”。战场牺牲，则赏赐更高。然而杨业死后连正常待遇都没有得到，只是“赐绢布各百匹，粟一十石”，比规定低了一半多。和杨业一起牺牲的岳州刺史贺怀浦，品级比杨低，正常死亡时应“赐钱百贯，绢百匹，酒十瓶，羊十口”，此时则“赐钱百贯，绢百匹，酒二十瓶，羊十五口”，不仅高于规定，也高于他的上司杨业。

然而杨业后来得到了格外的表彰，待遇大幅度提高，上涨十倍以上：“布帛千匹，粟千石。”从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到太宗亲自下旨表彰，并惩罚不守约定、导致杨业战死陈家谷的宋将，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杨家将戏曲中，有佘太君上金殿为夫申冤的情节，在历史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学者李裕民研究杨家将20多年，有一个问题始终让他困惑：明明《宋史》记载杨业致死的元凶是王侁，为什么小说、戏曲里全归咎于潘美？20多年的搜索终于让他发现了一则史料，是一个叫刘吉的人搬动了历史的“道岔”，洗雪了别人泼到杨业身上的脏水，让忠勇的杨业成为一个闪光的亮点，随后他的事迹在宋代广为传扬。没有刘吉，或许就不会有后来传播千年的杨家将的故事。

有趣的是，杨业是北汉降臣，而刘吉是南唐降臣；杨业为后人广泛尊崇，而刘吉几乎被历史遗忘。

郑州刺史屡遭羞辱

杨业死后，当时一位朝廷大臣写下了这样的话：“天下冤之，闻者为流涕。”一句话足以让我们想见，杨业之死曾在一千多年前的开封掀起的滔天巨澜。 

伴随着北征幽燕十六州的惨败，从前线回来的士兵带着各种消息在社会上流传，杨业的遭遇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同情。朝廷给西路军的命令，是让他们掩护云、应、寰、朔四州百姓迁往内地。当时辽人兵势极盛，杨业提出声东击西的方略，以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却被监军王侁认为是“畏懦”，进而怀疑杨业有“他志”，要求他和处于优势的敌军硬碰硬直接交锋。王侁的话说得极其不“厚道”，是对一位骁勇的沙场老将的莫大侮辱。按照宋朝制度，监军官品不高，却有权处死有不轨之举的将军。如果是别的将军，或许还能据理力争，但杨业却不可以，因为他是一个有“投降历史”的人。这时候能对争议做出裁决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西路军主将潘美。王侁个性轻浮，又不懂军事，而潘美功勋卓著，足智多谋，两种意见孰好孰坏，他应该一目了然，但此时此刻，潘美一言不发。这就将杨业推上了绝路：与其不明不白地被处死，不如与敌人拼死疆场。

杨业是将门之子，原名重贵，他的父亲杨信是麟州刺史，号称“火山王”，是一位北方民众自发抗辽时的领袖。杨业从小“倜傥任侠”，擅长骑射，武艺高强，爱好打猎，每次打猎，他的收获总比别人多一倍。他对同伴说：“我将来带兵打仗，也会如同猎鹰追逐野兔一般。”

二十来岁的时候，杨业投奔了太原一带的刘崇政权（后来的北汉），担任保卫指挥使，以骁勇闻名，积功升任建雄军（即代州，今代县）节度使，主要防御北方的契丹人。他屡立战功，所向克捷，没让契丹人占到丝毫便宜。国人号之为“无敌”，北汉皇帝赐他国姓，名刘继业。

公元969年，宋太祖赵匡胤率兵围太原，契丹人派兵援助北汉。刘继业认为契丹人反复无常，不可依靠，力劝北汉皇帝袭击契丹援兵，然后以河东之地归宋，但未被采纳。10年后，宋太宗再率大军围攻太原，北汉都城太原被宋军攻破，杨业仍在城南与宋军苦战。宋太宗早就听说杨业是一员勇将，便派北汉亡国皇帝刘继元的亲信前去劝降。见到刘继元派来的劝降使者，杨业悲愤地大哭了一场，投降了宋朝。遂复姓杨，名业。

降宋之初，杨业被任命为郑州刺史，因他“老于边事，洞晓边情”，又任命他为左领军卫大将军，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担负起在山西一带防御契丹的重任。后来杨业因功升任云州观察使，但仍兼着郑州的刺史。

在抗辽前线，杨业不负宋太宗的重托，在契丹军出入的各个要道口，连续修建了阳武寨、崞寨、西陉寨、茹越寨、胡谷寨、大石寨（均在今代县、繁峙境内）6个兵寨。史书上说他“忠烈武勇，有智谋。练习攻战，与士卒同甘苦。代北苦寒，人多服毡，业但挟纩露坐治军事，傍不设火，侍者殆僵仆，而业怡然无寒色。为政简易，御下有恩，故士卒乐为之用。”

公元980年3月，契丹10万军马来攻雁门关，杨业带数千骑兵寻小路出了边塞，绕到敌军背后，自北向南奇袭，大败契丹军，杀死他们的节度使、驸马、侍中肖咄李，活捉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从此，“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

杨业战功显赫，备受士卒爱戴，名望日隆，但对于一个降将，所有的这一切似乎并不是好事儿。作为一员降将，他注定永远要被打上烙印，注定永远要被“边缘化”，功劳越大，风头越大，就越遭忌。“主将戍边者多忌之”，不少人暗中上书，指责杨业的种种不是。太宗看了这些奏折一概不追究，并把它们封起来交给了杨业。有人分析说，在烛光斧影中登基的宋太宗猜忌之心十分严重，对所有人都不放心，他这样对杨业无非两个用心，一是表示了对杨业的恩宠，另一方面也是告诉杨业：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归宋的杨业就是这样步履蹒跚地走到了陈家谷口。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哭着请潘美在此设伏，鏖战一天败退到这里的时候，却没有见到一个伏兵，一天之内，60多岁、常令契丹人胆寒的老将军再次悲从中来，痛哭失声。

伏兵哪儿去了？以为杨业打了胜仗，“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而主将潘美“不能制（止）”，不但不能制止，潘美自己也“沿交河西南行二十里”，西南可是逃跑的方向。并且听到杨业兵败的消息，潘美“即麾兵却走”。《宋史》虽然说得含糊，但也让人疑窦丛生，一军主帅、能征惯战的潘美这般作为实在太离谱了，他为什么如此表现？唯一的解释是，他有意置杨业于死地。 

南唐降臣冒死雪冤

数年前，研究杨家将的学者李裕民面对一则新发现的史料陷入了深思。

这是杨业同时代人张咏《乖崖先生文集》中的长诗《赠刘吉》。诗共40句，引起李裕民先生注意的是其中两句诗及作者自注：“冒死雪忠臣，（自注：证杨业忠赤，为奸臣所陷。）谠言警贵侍。（自注：重指中贵弄权。）”

李裕民先生分析说，“忠臣”为什么需要“雪”呢？如果仅仅因为被迫去拼搏而牺牲，只要表彰、抚恤就可以了，何必去“雪”而且还要“冒死”呢？这说明“为奸臣所陷”，不仅仅指王侁等人逼杨业执行错误策略，更主要的是指有人试图掩盖真相，在杨业死后向他泼了“脏水”！

李裕民联想到了另外一件发生在宋朝的事儿：公元1040年，西夏进攻延州（今延安），大将刘平与石元孙、都监黄德和奉命援救，正在激战之时，黄却带兵脱逃。后来刘平、石元孙战败被俘，不食而死，黄为了逃避罪责，竟然勾结他人一起诬告刘平等叛变投敌，以致朝廷派兵包围刘的住宅，要惩办刘平的家属，幸亏有几位大臣力保，才没有抄家。后来查明是黄诬陷，便将黄腰斩，刘、石得到昭雪。推卸责任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推到死者头上。

向杨业泼“脏水”的会是谁呢？为忠臣昭雪需要冒死，说明奸臣的来头很大，大到能要仗义执言者的生命的地步，他能是谁呢？

对于杨业兵败陈家谷的悲剧，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王侁是主犯，潘美只应负次要的责任。但李裕民通过分析认为，起主要作用的其实就是潘美。

刘吉为功臣雪冤要“冒死”，潘、王谁有那么大的能量，能置仗义执言者于死地？显然不是王侁。而潘美是开国功臣，在打南汉、南唐、北汉的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众多大将中，最受宋太祖、太宗信任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曹彬，死后列为宋太祖配享功臣，另一个便是潘美，死后列为太宗配享功臣。据记载，“太祖无事时，常召潘美辈禁中议政，或与之纵饮，至令宫女解衣，无复君臣之礼”。“太祖、太宗时，诸节度使皆解兵柄，独潘美不解”。公元985年，即杨业死的前一年，太宗儿子赵恒（后来的宋真宗）娶潘美之女为妻，此时潘美的权势达到了顶峰，满朝大臣罕有其比。 

有人分析，潘美如此对待杨业，一是因为嫉妒杨业的声望和才能，这并非没有可能，在《辽史》的记载中，提到西路军时，只说杨业，不提潘美，他们并非不知道潘美是主将，但更多地把杨业视为自己的对手；还有就是，攻入太原城时，潘美杀人如麻，即便杨业不表示什么，但潘美对这位在太原城生活了30多年的将军不能不有所忌惮。

虽然李裕民先生等人还没有找到潘美在杨业死后诬陷他的直接证据，但他的分析应该说是合乎情理的。

宋太宗对此事的最终处理是，大力表彰杨业，诏书中说他“尽力死敌，立节迈伦，不有追崇，曷彰义烈！”同时认定潘美、王侁“败约，援兵不前”，致使“失吾骁将”之罪，以及王侁战前“堕挠军谋，窘辱将领”。结果王侁被“开除公职”，发配到边疆；而潘美官降三级，数年后官复原职。也就是说，王侁是陷害杨业的主犯，成为官方的基调，国史、实录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宋史》，无不受其影响。而刘吉“冒死雪忠臣”的事儿被抹去，潘美的问题被淡化，真实的历史被蒙上了一层面纱。由此也影响了后世历史学家对问题的正确判断。而戏曲、小说里描绘的潘美陷害杨业的故事，尽管有许多夸大和虚构，但潘害杨的基调并没有错。

刘吉并不是个重要人物，《宋史》没有他的传，其事迹只散见于他人传记和其他史料，但这个人其实是个敢作敢为的性情中人。他和杨业有很多相似之处，杨业原是北汉猛将，他则是南唐李煜手下的大臣，两人都有奇才，忠于职守、作风正派，都不怕死。并且在降宋后都受到压制、排挤和打击。 

刘吉长于治理河患，公元982年7月，黄河泛滥，郓州城被水包围，朝廷急忙派他去治理，刘吉率领民工防洪张秋，导河北流，解救了郓州城。两年后，黄河在滑州决口，朝廷命步军都指挥使田重进带领5万士兵前往治河，刘吉自告奋勇，参与其事，并表示不堵住决口，愿受灭族的处分。宋太宗赞赏他的勇气，任命他为田的副手。刘吉到了现场，换上粗布衣服，亲自背土，与民工日以继夜地苦干。 

太监石金振负责监护河堤，好仗势欺人，外号石爆裂，多次欺负刘吉，刘都默默忍受。有一天，刘与石乘船巡视，船到河中时，刘毫不客气地对石说：“你欺人太甚，我不怕死，现在和你一道去见河伯吧！”说着便摇晃小船，准备覆舟，吓得石金振号啕大哭，边自打嘴巴边求饶。刘这才放手，从此石再也不敢欺负刘吉了。在刘吉的努力下，很快堵塞了滑州缺口。

在正义感、同情心的驱使下，刘吉自然会挺身而出，为杨业一雪冤屈。虽然他为杨业申冤成功，但他的性格注定不“讨人喜欢”，因为经常骂贪官污吏，得罪了不少人，刘吉备受排挤，不得不提前“退休”。李裕民先生发现的张咏的诗，便是作者给刘的送行诗。杨业因小说、戏曲而流传后世，而刘吉的生命在默默无闻中结束了，谁也不知道他死于何时、何地，活了多大岁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