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夏六月，清朝统一了台湾。翌年九月初一日，康熙皇帝颁发了“开海贸易”的谕旨。这个谕旨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对增加封建王朝的财政收入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也至关重要。

　　开海贸易后，清政府正式设立了粤、闽、浙、江四个海关。从这一年开始，原设市舶司所收旱路舶饷归关部征收。鉴于收税中，“出洋货物与落地货物无以分别”，布政司向督部递交了一件呈详，提出“出洋货物应否设立出海洋货行”。于是，康熙二十五年四月，抚院有《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发出，正式宣布设立金丝行和洋货行，分别承揽本地销售的货物及外洋贩来或出海贸易的货物。显然，这洋货行当是在粤海关最早主持对外贸易的商人组织，亦即清代广东十三行的最早名称。

　　当时的洋货行兼理中国商人的出海贸易以及外国商人的来华贸易。洋货行承揽本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办法，同原来中外陆路贸易中的店牙经纪相仿佛。由商人亲赴关部纳税，持有税报单方能投牙售卖或起运货物。洋货行在其中仍不过是起替客商收售货物的牙行作用。关于洋货行接待外国商人的情况，大体为：洋船先要在澳门停泊，由海关监督率领行商前往测量船钞，然后，海防衙门拨给引水之人，引入虎门，湾泊黄埔”。由行商“劳以牛酒”，备办“唱演神戏”，供“外夷观瞻”。在通商中，“止许正商（英公司大班、二班等）数人与行客公平交易”，“仍明代怀远驿旁建屋居番人”，“其余水手人等俱在船上等候，不得登岸行走，拨兵防卫看守”。

　　洋货行在同外商的交易中，也仍然是在发挥牙行作用，而且它连外商应付的货税也承揽了下来。这就使得外商在签订了合同后惟坐守商馆以静待出口货的交付，而无须同行商以外的任何中国人打交道。显然，洋货行既是中外贸易的媒介，又是横梗于中外商人之间的不可逾越的屏障。

　　早期十三行，除具有封建牙行性质外，它的行商还具有了官商特点。这同封建王朝对贸易的垄断很有关系。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把对外通商视为朝廷的特权。明朝更是将海外贸易“归其权于中官”。清朝虽无中官插手，但是，它通过设立主要以满人为任命对象的海关监督，牢固地把海关大权置于封建王朝的股掌之中。当时四个海关“惟广东粤海专设监督，诚重其任也”。而且，“监督赴任恭请敕书外，又领精微批文一道”。这充分说明了海关监督与清朝廷的极其特殊而又神秘的关系，更表明了清王朝的确是将广东的“金山珠海”视为“天子南库”的。从地方官吏来讲，无论总督、巡抚还是将军，也同样把粤海关当做利源之薮。这就决定了洋货行从产生的那天起，便同封建政治权力紧紧地勾结在一起。行商也只有投靠封建权贵的门下，才能在对外贸易中争得一席之地。当时的情况正是“官与贾固无别也，贾与官亦复无别，无官不贾，且又无贾而不官。”

　　直到1720 年间，在行商中才出现了最早的公行组织，这种组织则较多地代表了一般行商的利益。

　　这样的组织，在欧洲中世纪城市中曾经存在并最后发展起来。然而在清朝的特定环境中，却难以立住脚跟。它首先遭到英商的坚决反对。他们联合被排斥于公行之外的中国商人，拒绝接受测定船钞，向两广总督施加压力；又利用了总督与海关监督的矛盾，终于迫使公行成立不到一年，就解散了。这充分说明了在封建王朝控制之下的对外贸易中，商人的独立组织是没有立锥之地的。而且，通过这一事件，还可以看到，外商在其中的作用。

　　行商联合组织解散后，代之而起的，是更严密控制于官吏手中的为数更少的富商巨贾对通商的垄断。雍正时期行商的情况，反映了这个特点。雍正四年（1726年），广东巡抚杨文乾署理粤海关事务。奉谕旨，开始整饬海关税收。据载“杨文乾到任创立行头名色，佥用六行，六行之中又专用两行为耳目……自立六行之后，凡番人交易，非六行不能交货。”而且，杨文乾还创立新例。“将夷人带来银两，每两预行加一扣收，共计得银两四万三千余两。及上饷之时，仍照收税耗外，复抽分头银三分九厘。令专放之六行，先行办缴。又发银数万，差人往别省置买湖丝、茶叶等货，贮如升行。饬令尽先卖完，当许各行卖货。”

　　洋货行的商人，尽管具有官商性质，但在早期，清政府对他们的控制并非像后来那么严。他们可以流动经商，类似于明代福建海商。明代的广东为一冒险家的乐园。“贾人欲得厚利者，皆相率南人粤东，号称走广”。那时，浙江也是福建海商的集居地方。他们是以福建、浙江、广东三省为本据，联络外省商人共同从事海上贸易的活动。十三行的行商，很多人祖籍福建的漳州、泉州，正是依靠着祖先积累下的商业资本，以及建立的商业网脉，奔走于粤、闽、 浙，同外国商人通商的。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初同中国贸易的中心是在厦门（它于1676年在厦门建立商馆）。因而，自清朝弛海禁到18世纪初叶，它的商船经常游弋在广州、厦门以及舟山之间。无疑，这也是促使行商流动的一个原因。

　　综上所述，早期十三行的官办牙行性质是十分明显的。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牙行制贸易方式，在对外通商上的应用，目的在于保证封建王朝的税收和防范外夷。这种交易方式，不只让商人与直接生产者可以不必谋面，而且使中国内地客商也无法同外商直接接触。由此形成的对商品流通过程的独占，为行商提供了赢利的机会；同时，这也是各级封建官吏染指其间的原因。因此利用封建特权谋取对中外贸易的垄断，以及商业资本同封建权力的加紧结合，便成为一种自然的发展趋势。这个时期清政府对中外贸易的管理尚未形成完整制度。行商所进行的活动也仅限于经济范围，并未像后来那样担负起一定的政治职责。早期十三行的状况，反映了清王朝对外贸易垄断制度出现之前的历史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