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家传奇性的出版机构，中华书局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进程，也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成长。那么，这家百年老字号究竟有着怎样曲折不凡的命运？它的沉浮兴衰与中国文化的传承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后人的温馨记忆

如约赶到陆费铭琇家时，我发现，在那间小小的会客厅里，中华书局的历史复活了，它让我触手可及，95年的历史，不再是冰冷的隔膜，反倒透着许多人性与真情的温暖。

陆费铭琇是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的幼女，随着哥哥陆费铭中的年龄增大、记忆减退，诉说父亲的往事、保存中华书局历史的任务就由她来承担了。在她家十平米的会客厅里，放置着一张小床、一架钢琴、一个小茶几，小茶几和小床上，堆着一摞摞的资料，那些都和她的父亲以及书局有关。老人今年已经82岁，她风趣地说：“我这里已经成为中华书局的资料中转站了。”七个研究中华书局的博士、港台及海外研究书局及陆费逵的学者，都通过她传递着彼此的研究成果。她珍藏并阅读这些资料，越发感受到父亲的价值并没有被历史所遗忘。父亲匆匆走了，给他们留下的是清贫的生活，可是巨大的精神财富，让他们感到作为陆费公后人的荣耀。

耄耋之年，她的心里还有许多失落，父亲去世多年，可是对父亲的全面评价却仍然空缺。研究商务印书馆的书籍那么多，而研究中华书局的书是那样的少，真的希望大家好好研究书局的历史，不要给父亲创办的中华书局留下太多的空白。她说：“我对书局有感情，所以自愿保存这些史料，我不在了，希望还有人能够接力，老中华人的真情，是不能割舍的。”

民国新教材让书局一夜成名

“父亲创办书局的成功，很重要的因素是他具有超越凡俗的眼光”，陆费铭琇对我说，她指给我看陆费逵先生的一段话：“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陆费公的这段话，放在今天也许不觉得有什么特异之处，可是在95年前，这些话是振聋发馈的。这种理念，使得他在开创中华书局的事业时，就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上。

商务印书馆比中华书局早成立15年，在1911年，商务已经是中国书业的龙头，想在它的格局下有所突破，并非易事。可是陆费逵做到了。1910年，时任商务印书馆图书出版部部长的陆费逵，为中国教育会起草章程时提出，国民教育、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应该三者并重。次年辛亥革命爆发，他看到革命必定成功，教科书应有大改革，以共和政体为内容的新教科书将成为当前之急需，而商务却是漠然视之，这正是另创书局的有利时机。于是他就与戴克敦、陈协恭、沈颐等人暗中筹集资金，加紧编写新教科书，并筹设中华书局。

1912年1月1日，中华书局正式成立，资本两万五千元，办事及编辑人员十余人，陆费逵任局长，沈颐任副局长。陆费逵在开办时提出“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两个口号，迅速发行中华小学及中学教科书，在新教材中称赞“孙中山是当今中国的第一伟人”。

1913年，又出版了《新学制教科书》和《新编国民教育教科书》，刊出新国旗作书籍封面。这些教科书体例新颖，风行一时，遍及全国，争得了广大的教科书市场。各省纷纷向中华书局函购教科书，顾客登门求购的络绎不绝，“架上恒无隔宿之书”，一时供不应求。当年营业额就达20多万元。这些情况让陆费逵始料未及。他迅速扩充资本，添设印刷所。中华书局由一家新成立的后起出版企业，异军突起，居然在一二年间享誉海内，真有一夜成名之感。

“民六危机”让书局差点倒闭

但是好景不长，1917年，中华书局差点走向了倒闭的深渊。

1916年，中华书局修建印刷厂、发行所大楼及添置器材设备，耗资达80多万元。书局在前三年内，在全国重要城市设立分局40余处，职工达几千人。国内军阀混战，导致西南各省分局有的停业达半年之久，厂所迁移、停工停产导致收入减少，加上内部人员挪用公款，同业竞争又十分激烈，内忧外患，致使书局的财政状况十分不佳。当时中华书局原有资本仅100万元，吸收存款达120万元，平时运行资金全凭吸收的存款和行庄押款来维持。1917年春，外界谣传纷起，说中华书局即将破产，存户纷纷前来提款，几天就提走现金八九万元，资金周转失灵，书局真的到了倒闭的边缘。

面对危机，董事会决定出租书局以保住中华书局。当年12月，改选俞复、于右任、范源廉、康心如、孔祥熙、戴克敦、宋曜如等十一人组成新的董事会，陆费逵改任司理，处理日常事务。宋曜如是宋子文的父亲，作为书局的股东和大存户，他极力劝说债权人共谋维持之方，终于商定了分年摊还的办法，使得书局得以渡过难关。

1918年3月，中华书局刊登启事，向债权人征询债务分期偿还办法，启事一出，债务纠纷渐渐平息。到了4月，吴镜渊、俞复、陆费逵等组成维华银团，筹资10多万元，作为印制教科书的周转资金。1918年12月，召开股东大会，陆费逵以最多票数重新当选董事。至1919年12月，陆费逵改任总经理，取消了局长制。此年书局盈利2万元，虽然利润很少，却扭转了困难局面。“民六危机”出现了转机。

陆费逵在《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中说：“当此之时，危机间不容发。最困难之时代，凡三年余，此三年中之含垢忍辱，殆非人之意想所能料。”在这场危机中，陆费逵也陷入困境，不少好友都请他脱离中华书局去干别的工作，教育部长范源廉希望他到部里任职，《新闻报》社请他去担任总主笔，等等，但他都不为所动，从此一辈子坚守在书局的岗位上。1943年，金兆梓说陆费逵对于中华书局而言：“首创之者先生，扩大之者先生，中经蹉跌而复兴之者亦先生。”

辞书与古籍：延续至今的荣耀

今日的中华书局在知识界崇高威望的建立，并非点滴之功，它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当年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

中华书局靠教科书起家，但后来却不局限在这一领域。陆费逵素以改良中国辞书为己任，他创办书局后，编印辞书自然就成了重要的出版业务之一。书局出版的第一部字典是《中华大字典》，初版于1915年。这部字典在1911年就由陈寅发起，陆费逵参与其事，书局成立后，又以几十人之力，费五年之功，才告完成。这本字典收字四万八千多字，所收字比《康熙字典》还要多，而且解释简明，编排合理，查阅方便，还校正了《康熙字典》中的错误4000多处，因此出版后很受读书界和学术界的称道，被评为“现在唯一之字书”。

而中华书局编纂出版的辞书《辞海》影响就更大了，这部辞书的修订版至今还是人们常用的工具书。当年的《辞海》收单字一万多条，复词十万多条，共约七百万言。这是一部兼有语文辞典和百科辞典性质的综合性大辞典。它于1936年12月出版上册，次年六月出版下册。它是中华书局对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重大贡献。

从1915年秋天开始编纂，范源廉、陆费逵、徐元诰、舒新城、吴廉铭、沈颐等人共献心血，至1935年定稿，编纂工作历时20年，这样艰巨的工程，竟然由一个私营的出版企业完成了。要知道，在这20年里，中国内乱不息，外患也在加剧。日寇进犯上海，身处战争前沿的书局深切地感到时局的飘摇。但编辑同仁并未屈于形势，对于《辞海》中的政治性词目，舒新城说：“即使中国亡了，关于历史上、政治上的名词，也应存在。”　1936年，鉴于日寇不断挑衅，战事一触即发，陆费逵决定将《辞海》提前出版，特在印刷厂专门开辟一个排版车间，日夜赶排。当年《辞海》上册出版，1937年8月下册面世。如果书局的决策者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这项巨大的辞书出版工程早就会夭折了。

1958年，《辞海》修订，在毛泽东的赞许下，《辞海》编委会邀集了专家500多人参加，一时间，上海“满城争说编辞海”。7年后，《辞海》未定稿本出版。1979年10月，集中国1200名精英的智慧于一身的《辞海》修订版正式出版。回顾《辞海》数十年的历史，不能不记得陆费逵的肇始之功。

而在古籍整理方面，陆费逵作为书局的掌门人，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做出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一决定，也有他的家族情结在里面。陆费铭琇告诉我说：“父亲的太高祖宗伯公，曾任《四库全书》总校官，家藏有《四库全书》副本，于是在父亲主持下，更精选清乾嘉以来的精校本等，由书局陆续印出《四部备要》。后来又印制了《古今图书集成》。”

陆费逵多次强调，作者和出版家都应对国家、社会要有高度的责任感，他说：“社会之盛衰，国家之存亡，国民人格之高下，端于我著作者是赖。”出于这样的理念，书局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古籍图书。如《竹简斋版二十四史》、清史馆稿本《清史列传》等史籍和众多的古典名著；并出版许多传统绘画艺术作品的书籍，如《历代碑贴大观》、《晋唐宋元明清名画大观》及近人画集，因此大画家徐悲鸿、齐白石、刘海粟等人还和书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中华书局那时并不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人和传播者自居，但他们却在实实在在地做着那些事情。

鲜为人知的纸币印制业务

在一般人的眼里，中华书局似乎和纸币印刷无法挂钩。可是，如果你是个纸币收藏爱好者，你一定会知道中华民国时期的某些纸币，在收藏者中已经是一种紧俏的收藏品。近日，我随意在淘宝网上搜索了一下，结果发现，中华书局不仅仅是在老版图书上给许多淘书者带来实惠，更让我吃惊的是，书局为国民政府承印的各种纸币也成了许多纸币收藏者获取利润的宝贝。其中，中华书局承印的民国29年的湖南省银行面值5角的纸币，在淘宝网上每张已经拍卖到580元人民币；中华书局版的民国25年中央银行壹圆法币券也拍到了每张150元左右……

中华书局为什么能进入国民政府时期的纸币印刷业务当中？答案很简单，是先进设备和领先的印刷工艺抢来的印钞机会！中华书局能够承接国民政府印制纸币的业务，很多人认为，这一定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和董事孔祥熙在当时的社会与政治地位有着紧密的关系。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华书局当时能够取得为国民政府印制钞票这份“美差”，关键是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与中华书局自身的设备优势，同时，中华书局还拥有一批优秀的印刷技术人才，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印刷业是陆费逵很重视的一块业务，他创立的中华书局，集编辑、出版、印刷、发行为一体。他说：“印刷为文明利器，一国之文化系焉。果使我局放一异彩，不徒为我局实力之发展，亦足以观国民文化之进步。”在他的内心，一直立志要建立亚洲第一的印刷厂，事实上他也做到了。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中华书局的营业额中，一大半来自于印刷业务。印刷业务的主业，则是印钞业。1935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改革，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银元在市面流通。这就给当时设备“远东第一”的中华书局印刷厂提供了发展良机。

说起印钞业务，就不得不提沈逢吉这位中华书局的雕刻能人。

1909年，沈逢吉进入商务印书馆，主攻雕刻制版技术，1912年被中国图书公司派往日本学习雕刻，1918年回国后被北京财政部印刷局聘为雕刻部长。1922年，他来到中华书局，负责组建、设计雕刻工作。沈氏在财政部印刷局和中华书局期间，培养了不少雕刻技术人才，这些人后来成为中国雕刻凹版技术的骨干。

1924年进入中华书局印刷所做学徒的沈谷身老人，在《弹指七十年》一文中回忆说：“1933年夏季，日军已经侵占了中国东北，蚕食华北，进逼上海。鉴于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的遭遇，中华书局积极建设香港分局。另外，香港是个无税口岸，印刷原材料价格低于国内，而且印成书刊后，可以享受免税进口的优惠，有利于减轻企业成本，提升同业之间的竞争力；此外，在香港造货，除了可以就近供应华南外，还可以通过海运，经越南河内转运至云南、贵州等西南诸省，省时且运费低廉。”

由于印钞业的利润丰厚，中华书局在香港的业务得到了急速发展。沈逢吉回忆说：“在香港印刷厂全盛时期，职工（包括印书部）近2000人。印钞部的主要设备有德制大电机5台，小电机100余台，鲁麟机12台，大号元盘机20台，小元盘机30余台，四色凸版机1台，邮票上胶机、打洞机各2台，以及电镀切纸机等其他设备。”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印刷厂被占领。数月后，大部分职工陆续离开香港回到上海或重庆。日本投降后，由重庆中华书局总管理处派员赴香港接收，并在以后的数年中再度成为承担国民政府的印钞业务。

带领书局共赴国难

在日寇步步侵占中国国土的情况下，坚持文化事业是非常艰难的。在1932年，中华书局主办的《新中华》创刊，当时正处于“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之后，陆费逵判断日本会继续侵略中国，便发表《备战》一文，文中说：“将整个的财力、人才准备作战”。

陆费铭琇说，“八一三”事变后，父亲让母亲买了不少布匹和棉花，由母亲组织妇女赶制棉衣裤，送到前线给战士们御寒。日寇进攻上海，火烧闸北时，她和哥哥姐姐要到楼顶去看战火。父亲勃然大怒，训斥说：“你们想看什么，难道你们忍心观看中国人的房屋和人民被日本人烧光杀死吗？”

紧接着事态发展越来越严重，日寇炸毁了商务印书馆，日寇的飞机也对陆费逵的住所进行了低空扫射，幸好未伤到家人。上海沦陷前夕，汉奸维持会在报上公布了名单，上面赫然列着陆费逵的名字。陆费逵赶紧把书局的工作做了紧急部署，便带着家人悄然逃离上海，赶往香港。他走之后，日寇霸占了中华书局的上海本部，但陆费逵在香港重撑中华书局的大旗，指挥国统区各书局继续发挥作用。

陆费铭琇清楚地记得刚到香港时的情景，他们一家五口人住在舅舅家一间10平米的小屋里，连被子都没有。她和哥哥姐姐在香港读书时，父亲不让他们再姓“陆费”，而改姓“陆”，他不愿让人知道孩子的身世。学校的课程多使用英语，而很少使用汉语，他就提醒子女说：“如果只会英语而不会汉语，那就成了亡国奴。”中华书局在香港大批印制中小学教科书等书籍，通过越南海防等港口和滇缅公路等交通线，将书运往抗日的大后方。陆费逵还设法运送文具图书去延安。为抗战大后方的教育文化事业的贡献，书局可谓是竭尽心力。

死后清贫传家

1941年7月7日中午，陆费逵下楼会见客人。下午三点，陆费逵疼痛得满身大汗，枕头和床单都被汗浸透了。陆费铭琇说：“父亲让我给他捶背捶腿，说那个客人给他抽了一支小雪茄烟。7月8日，父亲感觉不好，半夜起来整理中华书局的账册，并给母亲留下了遗言。9日晨，父亲从浴室出来，猝然摔倒，从此长眠不醒。死亡诊断为‘心脏病’。”

回想丧父的情景，让陆费铭琇长久默然。半晌，她说：“父亲手中的书局股票全部用于书局事业，养家只靠工资，他去世时，家里股票、钱财什么都没有。临时把父亲安葬在香港，想着以后再重葬立碑，没想到一耽搁就是55年。”

中华书局董事会通过决议，赡养陆费逵的子女上学并付给家人生活费，但书局的继任总经理李叔明却不愿意执行。李叔明悄悄从香港跑到了重庆，陆费一家的生计在香港陷入困境，陆费铭琇拿着父亲的衣服，流着眼泪在大街上摆地摊出售，以此来糊口。老中华的人看不下去了，资助他们川资去重庆找李叔明理论。“可是没想到，母亲竟在重庆被气得精神失常，她披头散发地坐在大街上喊：‘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陆费铭琇眼含泪水回忆那段日子。

在陆费逵去世两周年时，金兆梓撰文纪念说，他认为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并非“图一己之私”，所以“一手经营资本数百万，员工数千人之大企业亘三十年之久，而身后所遗乃不如一寻常之商贾。”感叹“当今之世，又复有几人！”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李叔明改变了态度，同意支付给陆费家人生活费，并资助陆费铭琇的姐姐到美国读书。

可是，没过多久，时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华书局在1949年产生裂变，台湾、新加坡、上海、香港四地的中华书局各自独立运行。从1912年到1949年，中华书局共出版各类图书约6000种。后来上海的中华书局又搬到了北京，绵延至今。如今打着中华书局旗号的，却只有北京与香港两处了。1996年1月，香港、新加坡、台湾、北京四个书局共同在香港重葬了陆费逵先生，但他的墓碑上，没有祭文。古人说，盖棺论定，对于陆费逵的全面而公允的评价，至今空白。

曾是“撤销单位”和学者的避难所

“纵观半个世纪以来的我国学术文化，中华书局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古籍整理的‘总厂’，传统学术研究的孵化器。她不是领导机构，却是文史哲学科发展的发动机和火车头。”祝尚书先生在《中华书局：我永远的老师》一文中给予了书局高度的评价。

在古籍专业出版领域里，中华书局确实是罕有匹敌的。它对古籍出版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1949年以前，书局就出版了600多种重要古籍，其中就有《二十四史》及《清史列传》这样珍贵的历史文献。建国以后，历时20多年整理修订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就是中华书局50多年来整理出版古籍做出巨大贡献的一个缩影。古籍的出版受到如此重视，其实和毛泽东的支持分不开的。当年毛泽东指示要把“前四史”标点出版，后经吴晗、齐燕铭、金灿然共同商议，打报告给毛泽东，想扩大点校全部《二十四史》。此报告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于是，由中华书局牵头的《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正式展开。

崔文印老先生说起文革中的中华书局，一脸的自豪，他说：“文革中天下没有书，只有一本《李自成》，可是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书局因为点校《二十四史》的缘故，却成了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避难所。”

1967年5月，北京的运动搞得正热闹，停顿了一年的《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又恢复了。不过这一次是昙花一现。

戚本禹给中华书局掌权的“革命造反团”传达意见，要中华书局继续点校《二十四史》，并且可以用“旧人”。书局顿时士气大振，原任点校的学者一部分因此借调到中华，还有一部分学者所在的单位却认为他们“问题严重”，不予放行。于是又从学部系统（今日的中国社科院）和北京高校里补充了一部分力量，再加上书局编辑部的老老少少，大家都来参与这项工作。

现年95岁的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钟翰老先生，就是当年的参与者，他差不多是偷偷地跑到书局来上班的，每天冒着酷热来回奔波，却也在所不辞。许多学者也都乐此不疲。在满城大字报和革命口号声中，学者们居然能在中华书局的小天地里读书修史。这在当时的北京城里是绝无仅有的。

可惜好景不长，局面维持了几个月，戚本禹垮台，《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又告解体。中华书局也遭到重创，他们被集体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这时候，中华书局实际上是“撤销单位”。

1971年，事情又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中华书局同仁从湖北返回北京，重新建立并担当起了点校《二十四史》的重任。王府井文联大楼给了书局，作为专用，一大批专家学者被“解放”了出来，中华书局又成了“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顾颉刚、白寿彝、唐长孺、陈仲安、王仲荦、郑天挺、卢振华、阴法鲁、陈述、张政烺、翁独健、王敏铨、周振甫、罗尔纲、启功、王钟翰、孙敏棠、吴树平、杨伯峻、赵守俨等学者共襄其事。

七年后的1978年春天，史学界和出版界通力合作，《二十四史》全部出齐。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反响热烈，评论说：“可以肯定超过乾隆殿本，将成为今后研究者的标准本。”事实证明，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的新本《二十四史》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它已经取代旧本，被海内外公认为是当前最好的本子。

但是，中华书局并不是裹足不前，今天，他们再次修订《二十四史》，改正新本中的标点失误，吸收新的学术成果，从而反映出当代的学术水平。预计2012年这部史学巨著将会面世。在十年的文化浩劫中，中华书局其实成为一个文化堡垒，它使得许多知识分子能够延续自己的学术生命，也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薪火相传，那些参与《二十四史》点校的学者们，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有机会将中国文化的火炬传承给了后人，这大概是《二十四史》点校出版最现实的意义了。

老字号的复兴之路

我来到六里桥，颇费周折，才在各种饮食店与小商贩的包围圈中找到中华书局大楼。那是一栋在北京在普通不过的大楼，书局的人自嘲说：“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搬到北京，先在王府井，再到翠微路，再搬到这里，书局也真是坎坷呀，不过还好，我们保住了中华书局这块金招牌。”

1954年，中华书局完成了“公私合营”的改造。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建立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决定合并北京古籍出版社到中华书局，作为“出版中国文史哲古籍及学术研究著作的专业出版机构”，并把“古籍办”设在中华书局。从那时起，一直靠多种经营立足于世的中华书局大幅度缩水，成了一个专门出版古籍的专业出版社。

出身于北大历史系、时任文化部出版局常务副局长的金灿然先生（1913-1972年），担任中华书局的总经理兼总编辑。他当时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出版点校本《二十四史》；同时，也根据著名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先生的建议，编辑出版《中国历史小丛书》（前后共出了一百四十七种）。

在书局一间浸透书香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当年点校《二十四史》的参与者，书局的老编辑崔文印老先生，老先生头发花白，听力不好，但回忆起那段岁月，却是非常激动。他说：“我那时是一位年轻编辑，对历史只懂一点皮毛，但大学者们硬是把我带进了历史学的殿堂，让我一生受用不尽。”

书局的老先生们对过去充满了依恋，可是新一代书局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有某种失落感。

业务的大幅度缩水，让过去的不少积弊在今天显现出来。在巨大的声名面前，昔日的书业翘楚已经渐行渐远。

旁观多年、对书局有深厚感情的历史学家王钟翰认为，当年中央给中华书局制定的“古为今用”的指导方针，决定了中华书局不可能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来改善员工的待遇，不可能在激烈竞争的书业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当前的形势下，购买古籍图书的人不会太多，而由于出版业的激烈竞争，现在出版古籍书的单位也不只是中华书局一家……”

在灿然书屋，一位年约50岁的图书销售员对近几年书局的变化感慨颇多。让她感到欣慰的是，许多昔日断档的常销书纷纷重印，满足了许多读者的需求；《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60年》等一些新书，也成了人们追捧的畅销书。现在，饱经沧桑的中华书局迎来了它95岁的诞辰，这个昔日的老字号，已不再局限于架构一个文史的殿堂，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多元化的复兴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