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先生非常客气，笑呵呵地说：“我已年过八十，来日不多啦！如果不把自己思考几十年的想法提出来，如果错失时机，对人对己都将造成不可补偿的遗憾，所以我才打消了怕暴露自己浅陋的顾虑，把这一观点提出来。”

　　在社科出版社工作期间，我曾为费孝通、翁独健、王钟翰等诸位先生编辑了《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民族史》和《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等专著，尽了我的一份心力，再次感受和获得了诸位先生的教益，铭感不忘。

　　记得我曾到南池子看望德高望重的史学家翁独健先生和他的夫人邝平章先生。我于1957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邝先生曾教过我们的世界古代史。20世纪30年代她在美国留学时，与我父亲同在纽约参加抗日的宣传和募捐工作。我见到两老，感到十分亲切。翁先生高兴地说：“你能‘专业为队’，是很幸运的啦！现在民族研究进入了一个重要时期，队伍在不断壮大。你可抓住做编辑的特长好好出些有分量的书。”又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练好基本功。编辑工作应有多学科的知识修养，要不断补充新知识，开阔视野，多参加学术会议，了解学术动态，掌握学科研究信息，使出版的图书对科研有导向性的前瞻作用。当前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关系的研究就很重要。”他还提到，在《少数民族五种丛书》完成后，研究应更深一步，写各民族的专题史、断代史，有条件地写通史。翁先生还提到要重视除汉文以外的少数民族文字资料及外文资料的整理与出版。

　　1981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张明谦主任和我参加了座谈会。会后除出版会议论文集《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外，还组织出版了按地区、按民族的关系史系列丛书，如《北方民族关系史》、《蒙藏关系史》，等等。

　　翁先生虽年事已高，仍以极大的热忱，带头组织民族所老中青学者，撰写《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我参加了编写组的一些书程讨论会。在编写过程中，翁先生多次强调要贯彻两个原则，一是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二是贯彻民族平等的原则。强调“民族平等是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的处理民族关系的准则，也只有用这一观点去研究不平等的民族历史，才能摆脱历史的局限，摆脱统治阶级和统治民族的偏见，摆脱传统的民族主义，特别是大汉族主义的局限，真正反映历史事实，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民族关系史发展的规律。”翁先生的这一论述，对我的编辑工作有着指导意义和作用，使我受益极大。《纲要》一书由我和黄华编辑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中国史学会戴逸会长在《人民日报》发表书评，清史专家周运廉先生致函我社，对图书给予高度评价。此书获1992年国家图书提名奖、中国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以及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

　　20世纪80年代初，我再次见到崇敬已久费孝通先生，向他请教有关民族学科的编辑工作的意见。1984年3月，国家民委在民族文化宫召开《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完成的庆祝会。参加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在京人员欢聚一堂。当年数千人的艰辛劳动终于结出了硕果。丛书共计数百本、上亿字。我们看到年过古稀之年依然精神矍铄的费先生步入会场时，十分高兴。费先生和我们一一握手。在讲话时，他强调“调查得来的这批材料是对国家作出了贡献”。他同时强调：“我们刚刚起步，水平不高，但这也不要紧，不怕起步低，就怕进步慢。”费先生的教导，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和鞭策。

　　198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费先生利用作为Tanner国际学术讲座讲员的机会，提出了关于中华民族形成的整体观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这个论点的提出，立即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反响很大。1990年5月，国家民委组织专题国家学术研讨会，评论和发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论点。费先生在一生的学术生涯中，用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同一观点和方法，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小城镇以及城市里的工厂进行研究，将其视为不同层次的社区，亲自进行观察和分析，认为社会学和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是一脉相通的。“多元一体”这一核心概念成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结构和全局的钥匙，为理解民族关系和文化总特点提供了有力的认识工具。高中毅副总编和我参加了研讨会，受到很大的启发。会议期间，我还向费先生表示：作为先生30年前的学生，能聆听先生讲演，并为先生出书，感到十分荣幸。费先生非常客气，笑呵呵地说：“我已年过八十，来日不多啦！如果不把自己思考几十年的想法提出来，如果错失时机，对人对己都将造成不可补偿的遗憾，所以我才打消了怕暴露自己浅陋的顾虑，把这一观点提出来。”他还谦逊地自言“抛砖引玉”，希望得到更多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的评论和补充，包括指出谬误。与会专家从考古学、民族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中，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这一科学论断。会后，我与任明立即编辑出版了《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集。此论集出版后，获国家民委最高荣誉奖——优秀图书奖。

　　我社1994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是在国家民委直接领导下，由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王钟翰先生任主编，国家民委、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科院民研所16位专家共同完成的。选题列入我社出版计划后，我多次去请教王先生。王先生已近八十高龄，幽默、健谈，平易近人。由于我们都是湖南老乡，言谈更为亲切。王先生让我参与其事，尽快“进入角色”，参加课题组的一些讨论。为了便于学习、核对史料，课题组发给我参考资料，王先生还赠给我由他签名的个人著作。书稿历时8年，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反复讨论，再三修改订正，最后由王先生通阅定稿。

　　这部《中国民族史》的最大特点是打破了以汉族史、朝代史为中心的编纂方法，突出地反映了各个时期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共同创造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过程所起的作用，注视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盛衰和消长的总趋势，正确地展示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相互关系的主流。此书出版后，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肯定，受到读者好评，图书一印再印，还获得多项荣誉：1995年国家图书奖、国家社科基金奖、国家教委人文科学一等奖、吴玉章人文科学奖等。(作者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综合编辑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