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今年5月号《博览群书》杂志上读到杨建民先生的《巴金与鲁迅著作的注释》一文，巴金先生对鲁迅著作注释的严格认真态度令我感动。不过，杨文确认的巴金与鲁迅首次见面的日期，我认为是不对的。巴金一生崇敬鲁迅，但与鲁迅见面的次数并不多，因此巴金第一次会见鲁迅的日子就更必须正确考定。

　　杨文写到：

　　1976年3月，有人准备向巴金了解他与鲁迅的交往情况，王仰晨便作书介绍。不久，巴金给王仰晨复函：“上次带书的两位同志同我谈话时，问我什么时候同鲁迅先生第一次见面……”当时，巴金按自己的记忆，认为是1933年秋天。后来他翻检了鲁迅日记，才确知当时见面是在4月6日。不仅如此，巴金还花了很大工夫，将自己与鲁迅同席的四次见面另外用一张纸写出，时间、地点、主人、客人都准确标注出来。可就在第二天，巴金在进一步核实后，致王仰晨一函，证明自己与鲁迅第一次见面，时间是1934年8月5日，同时又查到1936年2月的另一次见面，也一并录出。可见他态度的认真严谨。（《博览群书》2008年第5期，第100页）

　　然而，“态度的认真严谨”有时与历史的真实并不一定是划等号的。当事人的回忆、核实也并不一定都确实可靠。上述“巴金在进一步核实后”认定的1934年8月5日，其实并不是巴金第一次见鲁迅的日子。而且，关于那个日子，巴金先后还有过多次不同的说法。

　　例如，为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1956年7月13日，巴金写了《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文，是这样说的：

　　我第一次看见鲁迅先生是在文学社的宴会上，那天到的客人不多，除鲁迅先生外，还有茅盾先生和叶圣陶先生几位。茅盾先生我以前也不曾见过。我记得那天我正在跟茅盾先生谈话，忽然饭馆小房间的门帘一动。鲁迅先生进来了，瘦小的身材，浓黑的唇髭和眉毛……这天他谈话最多，而且谈得很亲切，很自然，一点也不啰嗦，而且句子短，又很风趣……这个晚上我不知道看见多少次他的笑容。

　　同年9月25日，巴金在苏联《文学报》上又发表《鲁迅》一文，说：“我错过了几次同他相见的机会，到了1933年才在文学社举办的宴会上第一次见到他。”“那天晚上在座的有十几个人，都是作家。”巴金再次特别提到那天晚上“鲁迅比谁都说得多，笑得多”。

　　以上同一年写的两篇文章，前者未说初次见面的年份月日，后者说是1933年；前者说“到的客人不多”，后者则说“有十几个人”，那么客人就不能算少了。

　　过了二十年，1976年，上述巴金致王仰晨的信中先是说1933年4月6日，后来“在进一步核实后”，又说是1934年8月5日。然而仅过三年，巴金在1979年3月10日致日本友人岛田恭子的信中，却又说：“我和鲁迅先生见面是在1933年。”可见，巴老实在是记不大清了。

　　再来看看，巴金研究者们又是怎么说的呢？我只翻了翻自己手头现有的书。在贾植芳任顾问、唐金海等人主编的比较权威的《巴金年谱》中，我查到1933年4月6日有这样的记载：

　　应邀到上海“会宾楼”出席宴会。这是上海生活书店为《文学》月刊创刊，宴请《文学》主要撰稿人，宴会由《文学》主编郑振铎主持。同席有鲁迅、茅盾、周建人等十五人。第一次结识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鲁迅。“这位‘有笔如刀’的大作家竟然是一个多么善良、多么平易、多么容易接近的瘦小老人。我觉得我贴近地挨到他那颗善良的心了。”席间又听鲁迅说，“林语堂写那种《论语》式的文章实在可惜，以他的英语水平，如从事翻译点美国古典文学作品对社会的贡献更大。”(马蹄疾《鲁迅和巴金》，载1985年7月春风文艺出版社《鲁迅和他的同时代的人》下卷)。

　　我进一步查了《巴金年谱》所引用的马蹄疾《鲁迅和他的同时代的人》下卷中的《鲁迅和巴金》一文。马蹄疾文章引了上述巴金《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说：“查考《鲁迅日记》，自文学社成立以来，至巴金去日本前，有过两次宴会，一次是1934年10月6日为巴金去日本饯行宴会，另一次是半年前的4月20日那一次，巴金所回忆的第一次和鲁迅见面的文学社的宴会，大概就是这一次。”也就是说，马蹄疾明明认为那一天“大概就是”1934年4月20日，不知《巴金年谱》怎么注明根据马蹄疾此文却定在1933年4月6日？

　　我又翻了一些《巴金传》，发现不少《巴金传》的作者都避免提到这个问题。徐开垒的《巴金传》则说是“1933年8月初”。这大概是他根据《文学》月刊创刊的时间和巴金在沪的时间而推测的。但“8月初”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参见下引陈思和的辨析)。

　　陈思和的《巴金传》则说：巴金初见鲁迅的日子，

　　在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1933年4月6日，另一种说法是1933年8月初。这两个日期都很值得怀疑，关于4月6日之说的依据是鲁迅日记所载：“被邀至会宾楼晚饭，同席十五人”。可是据茅盾回忆，这次宴席为商议筹办《文学》之事，出席对象是内定的十个《文学》编委会(成员)：鲁迅、茅盾、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胡愈之、洪深、傅东华、徐调孚，另外还有周建人和黄源。人数比鲁迅日记记载的少三个，会不会这三个中就有巴金？笔者觉得可疑，因为这是个内定编委会聚会，刊物还没有正式创办，巴金既不是编委，也不属于上述圈内的人物，参加这样一个会议不很适合。而且《文学》是由生活书店出版，这次宴会有东道主参加，这缺名的三个可能是生活书店方面的人，与文艺界无涉，茅盾才没有把他们名字写出。第二个值得怀疑之处就是具体情况与巴金记叙的不符，巴金回忆中说出席人不多，但这一席有十五个人，不能算不多；巴金在回忆中只提到茅盾与叶圣陶之名，其实这二人他都不熟，在席中与巴金交往时间最长的应该是胡愈之，巴金却没有提到他，也于情理上不通。巴金回忆中说鲁迅那天谈话中说到了《文学》的内容，而当时《文学》还在筹办，怎么会有“内容”……在这些疑问没有充分说服力的解答以前，4月6日说是无法使人信服。但是，关于“8月初”的说法似乎更不可能，因为7月29日鲁迅就伍实(傅东华)在《文学》第二期上写的《休士在中国》一文中诬蔑鲁迅的话提出抗议，随即就终止了与《文学》的关系约半年之久，怎么可能在8月初出席《文学》社举办的宴席，还说了那么多幽默、隽永的话？而且鲁迅日记上也没有在8月初记载过赴宴的事情。若以巴金的叙述细节为真，那么，这种情谊融融的场面是应该发生在7月1日《文学》创刊之后，7月29日鲁迅写《给文学社的信》之前，而巴金在这个月中又偏偏是外出旅行，人不在上海。

　　陈思和最后的结论是：“他们初次会见的日期几乎是无法推算。”

　　除了上述马蹄疾以外，还有一些鲁迅研究者则断定巴金是“1934年8月开始同鲁迅交往”的。如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的《鲁迅回忆录》，孙郁、黄乔生编的《回望鲁迅》等书，都这样说。

　　可见，这实在是一笔当事人、研究者连年份、月份都各说各的糊涂账。

　　这里，暂且把这个问题搁一搁，再来研究一下1933年4月6日《鲁迅日记》的记载：“三弟偕西谛来，即被邀至会宾楼晚饭，同席十五人。”对这十五个人，除了鲁迅日记中明确记载的鲁迅自己、郑振铎(西谛)、周建人(“三弟”)三人外，黄源在1981年6月23日写的《鲁迅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写到的还有茅盾、叶圣陶、陈望道、郁达夫、洪深、谢六逸、夏丏尊、徐调孚、傅东华、胡愈之。黄源一共写出了十三个人，还有二人未明。黄源在同年5月1日写的《鲁迅与〈文学〉》一文中，也写了这样十三人的名单，而且还特别写了一句：“巴金当时不在上海，没有被邀”。黄源没有说自己参加了这次宴会。

　　而茅盾在1982年8月发表的《活跃而多事的年月》中，则提出了十二个人的名单，即比黄源所说的少了谢六逸、夏丏尊二人，却加上了黄源。

　　看来，关于这十五个人的名单，后人也是无法仅仅用简单的推算来认定的。由于《文学》月刊创刊一事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这个名单也是非常值得搞清楚的。看来，只有寄希望于发现凿实可信的文献记载，才能解开这个谜了。

　　有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的朋友商金林教授近年辛辛苦苦地修订他的《叶圣陶年谱》时，查看了叶圣陶、郑振铎的老朋友王伯祥先生的日记。而我从他那里，看到了1933年4月6日王伯祥的日记。日记是这样写的：“散班后赴会宾楼振铎、东华、愈之之宴，到十五人，挤一大圆桌，亦殊有趣也。计主人之外，有乔峰、鲁迅、仲云、达夫、蛰存、巴金、六逸、调孚、雁冰、望道、圣陶及予十二客。纵谈办《文学杂志》事，兼涉谐谑，至十时三刻乃散。”所谓“散班后”就是在开明书店编译所下班后。这天聚宴的主人是郑振铎、胡愈之、傅东华，要谈的是《文学》月刊创刊之事（按，《文学》原先拟名为《文学杂志》，后来郑振铎得知北平左联要办一个《文学杂志》，遂改名《文学》)。王伯祥日记里说的“兼涉谐谑”，也就是巴金文章中说的“鲁迅比谁都说得多，笑得多”。

　　于是，我们终于确切无疑地知道了：

　　一、巴金第一次见鲁迅，是在1933年4月6日。

　　二、那天到会的十五个人是：鲁迅、巴金、郑振铎、茅盾、叶圣陶、陈望道、郁达夫、谢六逸、徐调孚、傅东华、胡愈之、王伯祥、周建人、施蛰存、樊仲云。

　　可见，人的记忆有时候确实是靠不住的，茅盾、巴金、黄源的回忆中居然都有说错了的地方！因此，王伯祥先生的这则日记，有了多么重要、多么珍贵的史料价值！

　　从这十五个人的名单，还可以看到郑振铎先生的胸襟是何等的博大宽阔（创刊《文学》是郑先生提出来的）！他不仅邀请了“既不是编委，也不属于上述圈内的”似乎“不很适合”（陈思和语）的巴金参加了这次重要的聚会；而且居然还请了当时另一较大型的文学月刊《现代》的主编施蛰存，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同行”间常见的相互保密、妒忌、提防、排挤等习气，这是多么难得！令我感到有点遗憾甚至疑惑的是，施蛰存后来从未提起过此事，这是为什么呢？另外，我感到“于情理上不通”（陈思和语）的还有，巴金为什么没提到郑振铎呢？

　　由巴金的回忆和王伯祥的日记可知，这次聚会是非常愉快甚至“谐谑”的，特别是鲁迅先生的心情十分舒畅。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仅仅过了三个多月，“7月29日鲁迅就伍实(傅东华)在《文学》第二期上写的《休士在中国》一文中诬蔑鲁迅的话提出抗议，随即就终止了与《文学》的关系约半年之久”；离这次聚会仅仅只有半年，鲁迅和施蛰存之间又发生了所谓“《庄子》与《文选》的论争”，鲁迅骂施蛰存为“洋场恶少”，施蛰存也一点不客气。我以前一直想，鲁迅为什么对傅东华、对施蛰存发这么大的火，看到了这份名单，我有所揣测。

　　那次宴会，鲁迅和傅东华、施蛰存等人把酒欢谈，何等融洽。后来，傅东华竟毫无道理地冒犯鲁迅，鲁迅当然生气（傅东华后来向鲁迅道了歉）。鲁迅不过是在一篇化名写的杂文中批评了他认为不妥的文坛现象，并没有点施蛰存的名字，也未必是专门针对施蛰存，然而施蛰存年轻气盛，反唇相讥，居然在文章中指名道姓地调侃鲁迅。鲁迅或许想到了几个月前的见面欢聚，因而更加生气。可惜郑振铎先生热心营造的文坛团结和谐的气氛，就这样失去了！

　　王伯祥先生的这段日记，让我看到了一段活的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