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79年3月，当年反“右派”斗争加在我身上的“历史遗留问题”算是解决了。给我恢复了公职，分派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当了一名编辑。从此断断续续编了三十来年图书。

因为我1956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鲁迅传略》，后来又写过一些有关鲁迅研究的书稿，湖南省出版局的领导就因人设事，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成立了一个“鲁迅研究编辑室”。我和编辑室内的另外两位同事合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出版了十多种有关鲁迅研究的书籍，包括冯雪峰、孙用、李霁野、周作人、唐弢等人的著作。当然，我自己的两本书稿，《鲁迅回忆录正误》和《鲁迅手稿管窥》也趁这机会出版了。当时出版有关鲁迅研究的书籍，湖南要算多的，一时还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在我的印象里，此外就要算天津人民出版社了。在李福田兄的主持之下，也出了许多鲁迅研究方面重要的书。

我在这方面做的工作，重要的还不是这些，更重要的是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原先，我写的一些有关鲁迅的文稿，无处发表，就寄给冯雪峰和孙用两位先生请教。他们就把我介绍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王仰晨先生。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在准备出版新的《鲁迅全集》。从外地借调了好些人参加这个工作，如上海的郭豫适、陈子善、王自立、包子衍、王锡荣；东北的蒋锡金、陈琼芝，厦门的应锦襄、庄钟庆等等。也曾经派人到长沙来办借调我的手续，因为我那时还是政治贱民的身份，没有办成。直到我落实政策、恢复公职之后，才于1980年初借调前往。

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报到了。没有谁问我能够做哪一卷，愿意做哪一卷，就安排我做第六卷的责任编辑，这是他们原先已经决定了的。这对于我其实是一样的，不论叫我做哪一卷，我都得一面学一面做。几个月后，第六卷交了稿，还有一点时间，王仰晨先生又让我把《译文序跋集》接过来。这本书原是孙用先生分担的，他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只是这时他那老年性白内障越来越严重，阅读书写都很觉困难了，只好让我完成最后的扫尾工作。到1980年底，我完成了借调的任务回湖南去了。1981年9月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这部十六卷本的《鲁迅全集》出版，我算是有幸参加了这一盛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的同事们，和我们这一群从外地借调来的人员，在这一次合作共事中成了朋友。为了给这份友情留下一个有意义的纪念，我们合作出版了《鲁迅研究百题》一书。各自把自己在编注中搜集到的新材料、产生的新见解，都写成短文，编为一册。由我担任责任编辑，拿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林默涵在序言中说这本书“虽非鸿篇巨制，却是有会于心之作，读者们可以从这些点点滴滴中窥见大海的浩渺深沉”。这本小册子，一时还颇受业内人士的喜爱。

1985年10月到1987年1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担任了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不过我并不是个“脱产干部”，还是和过去一样编发书稿。在我编发的书稿中，“骆驼丛书”可以说一说。

这“丛书”的来由是这样：一天，我向黎澍先生约稿，他就将《早岁》这部书稿给了我，内容是几篇回忆他早年经历的文章，大约就是陆游诗“早岁哪知世事艰”的意思吧。我以为这既是优美的散文，也是珍贵的史料。我就想，这样不足十万字的书稿，单独出一本，未必会有许多读者注意，于是就产生了编印“骆驼丛书”的想法：专收档次很高、字数不多的书稿。黎先生表示支持我的这个想法。谈到具体的约稿对象，他告诉我：不久前杨绛先生应近代史研究所之约，写了《回忆我的父亲》和《回忆我的姑母》这两篇材料，就很值得编到丛书里去。那时我还只读过杨先生的书，没有接近过她，怕要不到稿子。黎先生就去帮我把这部书稿要来了。在我同杨先生直接联系《回忆两篇》这书出版的时候，她在信中问我：她还有《记钱钟书与<围城>》一稿，只有一万六千字，问可不可以单独出一本。我立刻回信说，当然可以。这样，杨先生的这两本，黎先生的《早岁》，就成了“骆驼丛书”最早的三本书。黎先生还要我去约舒芜、荒芜两位先生的书稿。

在这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骆驼丛书”大约出了二十多种吧。回想起来，只说一说作者的阵容，也就足以使我这个编者自鸣得意了：杨绛（二本）、黎澍（二本）、李锐、曾彦修、舒芜（二本）、萧乾、荒芜、林锴、郑超麟、孙犁、黄裳（三本）、唐弢等。

1987年1月因为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我被免去了总编辑职务，这“骆驼丛书”也就不再出下去了。

我这三十年的编书工作中，最后的一件事是参加了2005年版《鲁迅全集》（十八卷本）的修订工作。虽说给了我一个“编委”的名义，做的还是第六卷，并不曾过问第六卷以外的事。但这第六卷嘛，比起1981年版的来，在校勘和注释方面都多少有了一点进步。至于其它各卷呢，当然也各有进步。不过也有感到遗憾之处，有些1981年没有弄错的，新版却弄错了。这些我已经写过文章，这里就不细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