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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他让世界发现“理性中国”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2008-08-30 00:00于哲学网发表

 

 



     

     

     

    《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六卷 生物学及相关技术   第一分册 植物学  [英]李约瑟 著  科学出版社 2006年8月出版

     

      “我们编国内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绝不是否定或推翻李约瑟博士剑桥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成就。相反,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卓越贡献我们永远铭记在心!”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陈美东对本报记者说。

     

      李约瑟,一个“中西结合”的名字,一位对中国古代科技与文化研究孜孜不倦的英国大学者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尽管他已经辞世13年,但他和他主持编著的皇皇巨著——剑桥版《中国科学技术史》依然在人们心目中闪着熠熠光辉。

     

      在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出版之前,西方世界普遍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哲学成就虽然值得重视,但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果却存在疑问,似乎中国五千年文明是在“跛足前行”。而李约瑟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扭转了这种褊狭的认知,这部前无古人的学术著作向世界宣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璀璨结晶曾经光耀世界。在世人熟知的“感性中国”之外,还有一个“理性中国”,惠及了人类文明的历程!

     

    改变世界观点的科技史

     

      1937年夏日的一天,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约瑟·尼达姆在自己的胚胎学研究之余,和跟随自己妻子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鲁桂珍闲谈。尼达姆异想天开地提了一个问题:“你们中国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如此落后”没想到,这个话题激起了鲁桂珍的强烈反应:“什么科学落后,这是‘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中国古代科技比你们了解的要伟大得多!”

     

      这位在晚年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中国女子如此咄咄逼人的回答,让他颇感意外,并萌生了对中国文化与科技的兴趣。此时,37岁的尼达姆虽已是功成名就的皇家学会院士,却从未到过中国,不认识一个汉字,对于世界的另一面还有一种文明足以媲美希腊罗马,他毫无所知。他开始向鲁桂珍询问每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中国话题。造纸、印刷、指南针,他吃惊地了解到,原来中国古代有着足以傲视世界的灿烂科技文明!

     

      于是,尼达姆开始学习汉语,并一笔一画地学写汉字的横竖撇捺,鲁桂珍成了他的启蒙老师,出于对哲学家老子(李耳)的尊崇,尼达姆为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李约瑟。从此,一位生物化学家渐渐将兴趣转移到充满未知领域的东方自然科学史中,成就了一段贯穿20世纪的文化交流传奇。

     

      1942年,粗通汉语的李约瑟随英国文化考察团首次抵达中国。在为期4年的这趟中国之旅中,李约瑟考察了大半个中国,东到福建,西至敦煌的千佛洞,搜集了大量古代科技史料,并结识了中国各行各业的学者,开阔了眼界,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他说,这次中国之行“注定了我今后的命运,除了编写一本过去西方文献中旷古未有的中国科学、技术、医药历史专书,我别无所求”。

     

      二战结束后,李约瑟回到英国,马上在鲁桂珍等人的协助下,开始了一部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撰写。1954年,他主编的英文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由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很快轰动西方汉学界,被认为是20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这部计有7卷34分册的巨著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阐明了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所起过的、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即“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

     

    创新研究方法泽被后世

     

      作为一个西方人,李约瑟在观照中国科技文明时有着自己独特的角度,他采用多元化、实证式的研究方法向人们揭示了一个令人们惊奇的文明领域。从兼收并蓄古典文献及考古史料、实地考察生产和生活传统到模拟实验与技术复原研究,李约瑟的自然科学史治学方法被后世许多学人沿袭与模仿。

     

      李约瑟着手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时,特别重视编排卡片索引。他根据学科范围,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资料存储和检索系统。他还特意编排了参考书目卡片索引,以备长期查证。并编有中国技术术语、中国科学家人名等专门卡片索引。这些资料,后来构成了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的珍贵馆藏。

     

      李约瑟重视对中国古文献资料的全面搜集和考证。他除了参考各个学科历代相传的重要图书外,还从有关词典学文献中发现许多重要资料,从历朝历代的正史中搜集天文、历法资料,并参考了许多在科学、技术和医学方面有成就的人物传记资料。

     

      李约瑟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不仅仅限于文字证据。他认为,无论是刻在墓石上和庙宇里的各种图像,还是插在书中的木版画或复制品等,都是重要的研究资料。他与鲁桂珍在广州发掘了一只从汉墓出土的装有船尾舵的船,从而纠正了原先关于船尾舵制造年代的论点。他还从敦煌石窟中的一幅壁画中发现了喷火枪的最早图片,据此断言喷火枪比火箭的历史更要靠前。

     

      李约瑟格外注重实地考察和模拟实验,感受传统工艺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以理解中国古籍中描述的科学技术。为了检验中国古文献中记载的火药配方,他甚至在英国皇家军备研制局配制了一些火药。

     

    “李约瑟难题”留下无尽后话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在公元1到15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西方,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却首先在西方兴起?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阶段,而没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16世纪后,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样的疑问及研究,成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至今仍是科学史界热论并争执不下的重要话题。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李约瑟通观全局地研究中西科技史,理清其发展脉络,找出各自的优缺点和异同点;从科学社会学角度综合分析中西社会体制、经济结构、历史传统、思想体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考察中西商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社会地位。他认为,中国与西方在科技方面的差距,主要是由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一直努力地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但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直到去世前,李约瑟都对中国文化抱着充沛的信心,他说:“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文化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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