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稿就其长处来说，主要是能从某些历史现象中揭示其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并善于将资料排比归纳，探索渊源，如强调门阀、集团及地理环境的作用等，这些在封建社会的结构中也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而读来感到“左右逢源”，启发良多，在作者，也能完成他自己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一家之言。其次，文字也洗炼严密，富于概括力，胜于岑仲勉所写的。但其缺点，一是不能突破正统的历史观，帝王将相就是帝王将相，同时又强调精神生活的作用，因而如初审所说的，“方法是非辩证的偏于形而上的方法”。二是作者能够注意他人所不注意的历史生活的细节，颇多发人所未发处（如论玄武门之变、六朝人祖孙父子名字同用“之”字、四声说等），但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夸大了这些细节的作用，因而就常常失于片面，也即夸大了偶然性。三是颇多牵强附会、“英雄欺人”之处，鲁迅所谓博学家之言多泛，专门家之言多悖，悖正是此老一病。如以《桃花源记》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之“溪”，即是当时谿族之“谿”，“实即指《后汉书·南蛮传》之槃弧种蛮而言也”，这里暂且撇开历史真相不说（这其实和古史辨派说“禹是一条虫”一样），单就行文来说，作为溪流之溪，自文从字顺，作为民族之谿，则渊明通人，其不词何至如此，这等于把文章写成“缘蒙古（族）行”、“缘满洲（族）行”，在修辞上首先就说不通。又如以《记》中避秦之秦，疑为苻秦，也极为牵强，盖下文明云“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文意已十分明白，若说系“陶公寓意特加之笔”，则渊明本非苻秦之民，又何必用此曲笔。又如作者以为“礼法为儒家大族之优点，奢侈为其劣点。节俭为法家寒族之优点，放荡为其劣点”，似乎礼法与节俭，奢侈与放荡，两者是一种对立关系似的，实则言礼法者必谈节俭，而反对奢侈者也必反对放荡，一是其“体”，一是其“用”，对封建统治者说来，这些都是他们所要标榜的东西。作者下文所举法家寒族贾充之女贾皇后，嫁于儒家大族司马氏为偶，“不但绝无礼法节俭之美德，且更为放荡奢侈之恶行”，就是一个例证，但作者为了要自圆其说，就只能说这是小部分寒族投机者加入儒家大族的结果，“其优点乃难于摹放，而劣点极易传染”，并加以断语说，“故西晋一朝之乱亡，乃综合儒家大族及法家寒族之劣点所造成者也”。这样说来，一小部分寒族投机者当初如不“混合”于儒家大族，西晋是不会“乱亡”了。这些都是作者在论证上缺乏说服力的地方。但作为学术上的见解，并以二百方针出发，这些也不准备提请作者修改，不过文中所涉及的涉外、少数民族、农民起义军等问题，仍需酌予删改。经与梅林同志商讨后，拟先往复旦大学陈守实、蒋天枢先生处联系，希望他们写信给作者考虑，如作者能授权给他们中任何一位处理，更为便捷（包括一些技术上问题。排式可照《元白诗笺证稿》）。又，原稿中错别字甚多，将来最好也请他们将校样细校一遍。兹提出处理要点于下：

　　一、除对涉外、少数民族、农民起义军措辞需修改外，论点上不再提意见。

　　二、先与陈、蒋两位商量。

　　当否，请核示。

　　1963年9月27日

附：

　　代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拟致总公司编辑部信

　　总公司编辑部：

　　本年三月二十九日曾致1097号函一件，函中说明刘大杰先生的学术论文集，已列入我所本年度发稿计划中。目前大杰先生正在修订其《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册（上册已于三月间发排），俟该册修订完毕，即可整理论文集。故希望你处同意此一选题由我所出版。至今已逾一月，未荷惠复，想已蒙同意。其次，我所戚铭渠同志最近因公前往广州，特乘机专诚拜访陈寅恪先生，除向其问候外，并重将其《钱柳因缘诗释》、《金明馆丛稿》加以明确，要求俱由我所出版。当蒙寅恪先生亲自允诺，并说此二稿早已定约，将来完稿后自当先后寄给我所出版。此外，我所为了积极贯彻党的二百方针，并拟有系统地印行全国有高质量的学术研究论集，上述刘、陈诸先生著作，则早已列入计划之中。现因刘著论文集及陈著诗释、丛稿，都已落实，为了加强彼此业务上的声气，特此专函布闻，并希察洽为荷。此致

　　敬礼

　　1962年5月7日

　　代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拟致陈寅恪先生信

　　寅恪先生史席：

　　目前我所副总编辑戚铭渠同志专诚拜谒，得亲教益，并荷面允将大著《钱柳因缘诗释》及《金明馆丛稿》先后交我所出版，尤为感幸。将来发排时有关装帧、印制等项，亦可按照尊意办理。兹特将两稿的约稿合同寄奉，请于签署后将其中一份寄还。

　　铭渠同志已返沪，特嘱笔问候。专此顺请

　　文安

　　1962年5月9日

　　寅恪先生史席：

　　五月十四日大函已悉。我所前寄之约稿合同，原为适用于一般作者，现已于接来示后另行拟订，并随函附奉四份，如荷同意，请将其中两份于签署后寄还我所为感。专此顺请

　　文安

　　1962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