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鲁迅在上海与杨杏佛合影

有些作家大肆宣扬乾隆帝的“大公至正”。皇上明明大兴文字狱，却偏要标榜自己从来不兴文字狱，是“明君”。乾隆六年“谢济世著书案”中，乾隆谕称“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二十年“胡中藻案”发，乾隆又在上谕中标榜“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朕御极以来，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其实，就是这个盛世的“明君”，最善于设置文字狱的天罗地网。

故宫博物院所辑《清代文字狱档》史料，共选录65个案例，其中大多数发生在乾隆时期。据历史学家们统计，乾隆一朝的文字狱总数达130起以上，定罪拟刑甚为恐怖，最常见的是比附“十恶”大罪之二的“谋大逆”律条，“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正犯处以极刑（凌迟），家属从坐。

1933年鲁迅在跟友人通信及谈话中，表达一个心愿，就是希望编著一部《中国文祸史》。1934年，鲁迅阅读故宫博物院所辑《清代文字狱档》以后，先动笔写了两篇揭露文字狱的著名杂文。

《买〈小学大全〉记》——“尹嘉铨文字狱案”

一篇是《买〈小学大全〉记》。鲁迅写的是《清代文字狱档》中的一件案例：《小学大全》的编纂者尹嘉铨，他父亲尹会一，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经给过褒扬的诗。尹嘉铨自己也是孝子，又是道学家，官又做到三品官、大理寺卿稽察觉罗学。还请令旗籍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而“荷蒙朱批：所奏是。钦此。”后来又因编纂《小学大全》，得了皇帝的嘉许。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尹嘉铨已经致仕（离休享受二品待遇）回到老家河北博野，本来可以安享晚年了，然而他却继续求“名”，奏章给乾隆皇帝，求为他父亲请谥、从祀，不料触犯龙颜，招致杀身之祸。

当年四月，乾隆帝西巡五台山回跸保定，尹嘉铨忽发老来疯，一心要参加接驾盛典。然而竟没有圣旨要传召他入觐，尹嘉铨灵机一动，想到老爹尹会一，便草拟两份奏折：一是请谥，二是从祀。先派儿子将“请谥奏折”送去，自己在家中坐等。乾隆帝看到他儿子送上来的奏本“为父请谥”，当即恼了。遂提起朱笔，批：“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而尹嘉铨接着又奏上一本，请求皇上恩准他父亲从祀文庙。乾隆帝火冒三丈：“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于是承办官员罗织罪名，给尹嘉铨扣上大不敬、假道学、伪君子等等罪名，影响最大的是所谓“古稀罪”：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但乾隆帝说：我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杀！

鲁迅对此案的分析判断是：尹嘉铨的“祸机虽然发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却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请将名臣从祀：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因为“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尹嘉铨招祸的原因是“不悟自己之为奴”，像阿Q那样，处于奴隶地位却麻木无知。

1933年2月17日，鲁迅与萧伯纳蔡元培合影

《隔膜》——“冯起炎文字狱案”

还有一篇是《隔膜》。鲁迅写的也是《清代文字狱档》中的一件案例：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二月，山西临汾县生员冯起炎，闻乾隆将谒泰陵，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图逞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诗》，实则信口开河，惟结尾有“自传”似的文章却很特别，大意是有两个表妹，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想请皇帝协办。虽然幼稚之极，然而何尝有丝毫恶意？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结尾却甚惨，这位才子被从重判刑，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去了。鲁迅对此案作出分析判断：

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

1934年6月2日鲁迅致郑振铎的信中，又对此案发了一番议论：

“顷读《清代文字狱档》第八本，见有山西秀才欲娶二表妹不得，乃上书乾隆，请其出力，结果几乎杀头。真像明清之际的佳人才子小说，惜结末大不相同耳。清时，许多中国人似并不悟自己之为奴，一叹。”

鲁迅与青年谈话。1936年10月8日，摄于上海八仙桥青年会

好好反省——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

鲁迅启发我们反省：要认识自己，就必须透过表面的“隔膜”，去理解本质。“不悟自己之为奴”一语，是对身为奴而不自知者的当头棒喝。

不认识自己的奴隶地位，又不认识周围环境，这就是当时许多中国人的悲剧。纵然尹嘉铨可称是位大学者，冯起炎也是生员，却毕其一生未能认识自己，也未能认识所处社会。既无自知之明，又无知人之明，精神上都属于奴隶。

直到1936年10月5日、即鲁迅临终前14天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中，还在谆谆教诲同胞：为了疗救在“妄想”中求得精神胜利的“放心的浮肿”者的心理痼疾，鲁迅劝告这些“闭了眼睛浮肿着”的人，要好好“反省”，并且希望——

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鲁迅又指出：“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御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鲁迅晚年希望编著《中国文祸史》的一大心愿，由于缺乏条件，心有余而力不足。不久，鲁迅病逝了。

在鲁迅时代，当时政府也同乾隆一样标榜自己“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晚清、北洋、国民党三朝，没有一家是公开取缔出版自由的：清末宪法宣称“臣民与法律范围之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均准其自由”（光绪三十四年《宪法》大纲、宣统三年《十九信条》）；中华民国宪章宣称“人民有书信秘密、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的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一九一三年《天坛宪章》）；专制统治者所谓“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所谓“人民有书信秘密、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的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说一套、做一套，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哪能信以为真呢？

（本文部分内容引用张梦阳、散木等先生有关论述，及《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特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