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者朱东润先生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著有传记文学及学术专著20余种，总字数在一千万字以上，其学术研究领域之广、成就之高、著作之丰，为世所罕见。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篆、隶、行、草无不精到。苏步青教授评价朱老“彩笔宏文称一代，高风亮节足千秋”。朱先生于1988年仙逝，享年92岁。今年是朱老逝世20周年，人们以各种方式怀念他。

    朱老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执教武汉大学，其时闻一多是文学院院长，请他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1932年，朱老完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接受好友叶圣陶的建议，改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解放后，朱东润满腔热情地投身于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他调入复旦大学任教授，1957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文革”中，他历经磨难，始终不为邪恶势力所屈服，他的头颅一次次被按下，但一次次坚强地昂起，他是复旦大学有名的“硬骨头”。他的刚直守正、以德立身、以天下为己任的节操，体现了他追求真理、注重科学的精神。

    朱东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方面，著述颇多。他早年以治《诗经》闻名天下，尤以“国风不出于民间说”最为著名。他怀疑“诗三百”不是民间作品，不但“雅”、“颂”不是，连“风”也不是，特别是谈情说爱的诗篇，而过去的文史专家都认为“一定是民间的作品”。在《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一文，他就《国风》之地位、境遇、服御、仆从诸端，论证作诗者皆为统治者。理由有三点:“诗三百”以前及其同时之著作，凡见于钟鼎简策者，皆王侯士大夫之作品；持“民歌说”者所认定的“民歌”代表作《关雎》等论之，《关雎》之“君子”、“淑女”，非民间之通称；“琴瑟”、“钟鼓”，非民间之乐器；后世之文化高于前代，何以三千年前之民间，能为此百六十篇之《国风》，后世之民歌远不及矣？

    “文革”前，我曾读过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他的文笔、学问、人品深深地打动了我。于是有了想见见朱东润先生的念头。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尝试给朱老写信，内容多为请教学习上的问题。知道朱老书法好，我给朱老的信都用蝇头小楷写，也许正是我用毛笔写信的缘故，引起了朱老的注意，以后我们便有了来往。

    在与朱老交往的过程中，我经常向他请教如何写好字。朱老讲摹碑临帖十分重要，这是要下苦功的。字写好后须静心与碑帖反复对照，像与不像，找到差异再临，写字之事是急不出来的。写字先要形似，然后才会神似，这是古人修身养性的高妙之处。朱东润十分爱好书法，寒暑无间，坚持练习六十余年，篆、隶、行、草全都擅长。他的书风植根于先秦汉碑，逐步形成了苍朴超逸、清新疏朗、空灵洒脱的艺术风格，深为世人所钦佩。

    1982年夏日，朱老告诉我他已为我写了首孔文仲诗，我兴奋不已，这是我多年的愿望。“外见秋水长，里见荷花发；庐阜收白云，南浦浸明月。”这首诗意境高远，而朱老书写的字更是用墨浓枯别致，草而不乱，行而不蔓，正而不滞，刚劲挺拔，浑厚雄健。令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

    朱老认为一位书法家至少要练30年的基本功，而且强调练基本功一定要练楷书。朱先生八十多岁时还谦虚地说自己的字达不到书法家的水平。问起朱老学书法的经历，朱老说十分偶然，但很有意思。他说当年他留洋回来，有友人索联，他撰而不能书，一时议论四起，于是决心从头学起。那年他23岁。朱老的话让我很感动，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心有自知，不为他人蒙蔽。这情况同当年沈尹默学书法的经历颇为相似。

    我与朱老交往时，他已八十多岁，但他气清神爽，面色红润，声如宏钟，行走便捷，我便向他请教长寿之道。朱老风趣地说:“长寿之道，要顺其自然，白天做事，晚上休息，古人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睡眠很重要，特别是40岁以后，千万勿要熬夜，年轻时熬夜问题不大，有体力可支撑，但40岁以后身体开始走下坡路，而子夜后，人的身体最虚弱，汗毛孔都处于开张的状态，大自然中的蚀气、阴气容易侵蚀人体，要尽量避免熬夜，万不得已不要开夜车。毛泽东的体魄强健，70多岁还畅游长江，但长年的夜间工作使其身体受到损伤。”此话给我印象深刻，铭记在心40岁后，我除了偶尔赶写隔日见报的重要文章外，基本上总在晚11点前入睡。

    在泰兴参观朱东润故居时，我看到朱老1946年为其子中学毕业的一段题词:“用最艰苦的方法追求学识，从最坚决的方向认识人生。”这也是朱老一生为人为学的写照。

朱东润先生赠本文作者的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