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钱锺书极有个性，也很真诚，他对自己行为的判断前后统一。1949年后，钱锺书没有再出版一本新书，唯一的一本是《宋诗选注》，改革开放后重印旧作和出版新书是另一回事。这个选择看似简单，却包含深意。钱锺书出名较早，那时该完成的事都完成了，他比较从容，在那一辈学者中，凡当时已出名的学者远不如还没有出名的学者来得积极，他可能预感这个时代已不属于自己，他不是主动反抗型的人，但内心清醒。

    就是这本《宋诗选注》，钱锺书也多次说过，是郑振铎要他做的，并不是自己的主动选择。他在香港版《宋诗选注》的前言中曾说:“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结果就像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或宋代常语所谓‘半间不架’。我个人常识上的缺陷和偏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都不能归咎于那时候意识形态的严峻戒律，我就不利用这个惯例的方便借口了。”这个说法表达了钱锺书真实的内心感受。

    研究钱锺书的人早注意到《宋诗选注·序》中的一处修改。连燕堂在《读〈宋诗选注〉》(《读书》1980年8期)一文中曾指出过，1978年再版《宋诗选注》时，钱锺书对原书有一些修改，特别是在序言中加写了这一段:

    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以近代文艺理论的术语，明确地作了判断:“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腊。”

    《宋诗选注》序言写于1957年6月，曾在1957年第3期《文学研究》上刊出过。毛泽东给陈毅的信写于1965年7月，首次公开发表在1977年底的《人民日报》上。这样就出现了1957年文章中使用了1977年才出现的史料，但钱锺书在重印《宋诗选注》的时候并没有在注解中说明这个问题，留下了一个“《宋诗选注·序》修改之谜”。

    《宋诗选注》第一次再版时，钱锺书于1978年4月写了一则“重印附记”:“乘这次重印的机会，我作了几处文字上的小修改，增订了一些注解。”1988年第六次重印，1992年第七次重印，钱锺书都写了“重印附记”，对此没有说明。1985年应出版者要求，重审《宋诗选注·序》，钱锺书决定保留毛泽东的引语(见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第429页)。

    钱锺书一生文字中，只在《宋诗选注》中引过毛泽东的话，第一次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二次就是《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都可以理解成“为引而引”。以钱锺书的智慧，本不应该出现这样一个选择，而当有人指出这种选择的时间差异后，钱锺书为何还要坚持到底？

    钱锺书在自己的文字中不轻易引时贤的话，这是一个自觉的选择。他曾对傅璇宗说过修订本《谈艺录》“道及时贤，惟此两处”的话，虽然事实上并不止两处，但可以判断钱锺书对待时贤的态度。那么如何理解“《宋诗选注·序》修改之谜”呢？

    第一，我们要注意钱锺书看到毛泽东给陈毅信的时间，应该是在信公开发表以后，时在1977年12月31日。《宋诗选注》第一次“重印附记”完成于1978年4月，前后相距约三个月。“真理标准讨论”发生于同年5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同年12月召开。也就是说，钱锺书在《宋诗选注·序》中加进毛泽东的话并在引述这段话前加了一句略有称赞意味的评价(以近代文艺理论的术语)的时候，当时中国还没有开始思想解放运动，钱锺书不顾时间差异引毛泽东的话，更多还是出于自我保护，恰好可以印证他后来坦然讲出的:“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这个细节恰好说明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状态。

    第二，钱锺书是真诚的知识分子，既然“又忍不住自作聪明”，那么后来也就不必再为自己护短，“我就不利用这个惯例的方便借口了”是一句真诚表达内心感受的实话。敢于坦然承认自己在特殊历史时期内心的恐惧，并承认自己为逃避这种恐惧所作的不合常识的选择，其实更真实体现了自己的人格。

    我猜想，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钱锺书愿意在自己的传世之作中，保留一处有明显不合常理“史料”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