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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此联出自其名丝毫不减曹孟德的晚清“中兴名臣”、“一代儒宗”——曾国藩。最初见于曾氏《求阙斋日记》(即曾国藩日记)，且是曾氏一生谨遵的座右铭。吴先生对此联的解释不无道理，但在我看来此联的字面意思当理解为：不能成为圣贤，便只能成为禽兽；不要去问收获，只问耕耘得如何更为贴切。 然此联亦并非曾氏原创，最初出自曾氏早年的恩师，清代理学大家太常寺卿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一年，这位镜海先生以一本自著的《畿辅水利》及亲笔楷书条幅：“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善化唐鉴。”相赠。曾氏对其书及此联都极为推崇，并将此联悬挂于居室之中。之后，在其日记中，将其联略作改动。遂成“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嘉言(见右图)，后被收入梁启超所辑的《曾文正公嘉言钞》。乍看上联的确似乎绝对至极，乃至荒谬。其实此联表明的是曾国藩破釜沉舟的坚决态度，不流于俗的雄心壮志：“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只有做圣贤一条路可走，否则便堕落为禽兽！千百年来为人称道和引用。同时也正是抱着这种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志向，曾国藩得以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家子弟一跃成为名垂青史的封疆大吏，成就了其非凡人生和千秋功业。
梁启超对曾氏极其推崇，在政论文中经常引用曾氏的言论。曾在《论私德》文中写道“彼(曾氏)之惟以天性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可也。”“故其言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李华兴、吴嘉勋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4页) 谢觉哉曾经指示学生看《曾文正公嘉言钞》。他在1922年2月的日记中提及曾国藩日记中所载的这对楹联：“《求阙斋日记》所载楹联佳者：‘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天下无难事，天下无易事；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里求活，淡极乐生。’”“当时崇仰和学习曾国藩，在湖南青年学子中普成风气。”(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至第181页) 纵观中国的近代史，曾国藩无疑是那个时期儒家道德的楷模，同时也是现代文明的引入者，他在军事、政治以及思想文化上的成就影响了几代人，近代中国革命者无不受到他的巨大影响，甚至成为他的崇拜者。梁漱溟先生作为中国近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服膺儒学，并亲自践行。但梁先生绝对不是一味墨守成规的腐儒，他青年时期广泛学习西方先进知识，并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曾氏也便理所当然成为其榜样，因而对曾氏的这一嘉言亦备加推崇。1926年，正值北伐前夕，南方革命空气高涨。李济深、陈铭枢、张难先三位来信，以革命大义相责勉，促其南下。1927年，也就是梁先生写下这副对联的当年，其应李济深三位之邀奔赴广州，投身革命。时年34岁，与曾氏写下该楹联时的年龄(咸丰二十一年曾国藩31岁)相仿，借此表达其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志向。 人各有志，立志于人非常重要，如何立志，立怎样的志则是更深一层次的问题。志向的高低远近决定成就什么样的事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志当存高远，“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正是一腔无比高远的志向，激励着一代代胸怀天下的志士仁人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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