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初，陈寅恪多年心血聚成的文稿与批注书籍，在由长沙运往蒙自途中遭到窃贼的暗算，而留在长沙亲戚家中的大批书籍又在著名的“文夕大火”中烧了个精光。不幸之中的一点安慰是，在大劫过后的灰烬中，陈寅恪又突然看到了一丝希望的亮色，这便是当年史语所于北平北海静心斋迁往上海，继而迁往南京时，作为历史组主

任的陈寅恪有五箱论文手稿与书籍一同随所南迁。此后，陈氏又陆续寄往史语所论文数篇，未被刊用，遂请人订成一册，放入箱中保存。南京沦陷前夕，史语所藏书大部分由长沙转往重庆暂存，若无意外，五个箱子应在其中。于是，1939年2月9日，身在香港正准备赴英国牛津讲学的陈寅恪在致傅斯年信中，曾特别提到“不知从南京搬家时，与研究所书籍同时搬去否？请兄托乐焕世兄代为一查。因弟‘十年所作，一字无存’。并非欲留以传世，实因授课时无旧作，而所批注之书籍又已失散，故感觉不便也”。

　　傅斯年接信不敢怠慢，立即命自己的侄子、时在史语所任职的助理研究员傅乐焕查询并很快有了结果。同年7月6日，陈寅恪在致傅斯年信中说道：“五箱已运到，甚慰，拟将未成之稿携欧，俟半年得暇加以修改也。”事情至此，本应算个圆满的结局，想不到世间事总有让人难以捉摸和措手不及之处。事隔6天之后的7月12日，陈寅恪再度致信傅斯年，以惋惜的口吻说道：“弟五箱运到而错了两箱。此两箱中，恰置弟之稿件，虽又托人查问，此次恐是石沉大海矣。得而复失，空欢喜一场，反增懊恼。将来或可以借口说：我本有如何如何之好文章，皆遗失不传，亦是一藏拙作伪之法耶！此殆天意也。”陈寅恪倒霉至此，可谓无以复加，真让并世之人与后世读传者为之一哭。

　　此事过去将近五年，陈寅恪于成都燕京大学给那廉君信中所提的书箱事，正是当年被傅乐焕或其他什么人稀里糊涂弄错，从而遗落在史语所的两个书箱。据可考的资料看，那廉君并没有，或许没有机会和能力把这两个对陈寅恪本人来说如同命根一样的书箱运往成都燕大。而假如再拖延半年，即使这两个箱子抵达成都，世间的光明将不再属于陈寅恪，他将永远失去这一最后阅看自己批阅的书籍和手稿的机会了。悲夫！

　　陈寅恪既受燕大之聘，当然要授徒开课。在他看来，一旦接受了大学教学机构的聘约，就应认真对待，信守约定。他对待国外牛津大学之聘如此，一旦应约受聘，“故必须践约也”（致傅斯年信），在国内同样恪守这一原则。1943年1月21日，陈寅恪于桂林受聘于广西大学期间，在致傅斯年信中明确提到“大学校犹不及其他机关”，“以有契约及学生功课之关系，不得不顾及”。这一行为准则成为陈寅恪心中不可更改的铁律。在燕大授课的日子里，由于住居条件糟糕，生活贫苦，陈寅恪已经高度近视的左眼视力急剧下降，致使学生的考试卷阅毕，要把分数登记在成绩表上，因表格较小，印刷质量又极度糟糕而无法看清。为免登记错格，只得叫女儿流求协助完成。稍感幸运的是，后来上课地点由陕西街改到华西大学文学院，陈家搬入华西坝广益宿舍，住居条件得到改善，上课也无需再跑远路，陈氏身心才得到些许安顿。从陈流求的回忆中看到，陈寅恪仍然每学期从开学第一天起就准时夹着他的布包袱走出家门，步入教室。而这个时候，唐筼的心脏病不时复发，又整日为柴米所困，一家老小仍旧是苦不堪言。1944年2月25日，陈寅恪再次致信傅斯年：“别后曾上一书，千头万绪，未能尽其一二也，现又头晕失眠，亦不能看书作长函，或可想像得之，不需多赘。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三月初开会，本应到会出席，飞机停航，车行又极艰辛，近日尤甚，此中困难谅可承知我者原宥。唯有一事异常歉疚者，即总办事处所汇来之出席旅费七千零六十元到蓉后，适以两小女入初中交学费，及幼女治肺疾挪扯移用，急刻不能归还，现拟归还之法有二：（一）学术审议会奖金如有希望可得，则请即于其中在渝扣还，以省寄回手费。（二）如奖金无望，则请于弟之研究费及薪内逐渐扣除，若有不足，弟当别筹还偿之法，请转商骝先先生，并致歉意为感，弟全家无一不病，乃今日应即沙（淘？）汰之人，幸赖亲朋知友维护至今，然物价日高，精力益困，虽蒙诸方之善意，亦恐终不免于死亡也。言之惨然，敬叩。”虽“言之惨然”，但陈寅恪的教学仍一丝不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1944年8月，教育部核定西南联大罗常培、吴宓休假进修一年，去向自愿。罗常培前往美国进修学业；吴宓由于对陈寅恪的牵挂，与燕大代理校长梅贻宝联系，取得了到燕大讲学的机会。吴氏整理行装由昆明出发，于同年10月27日来到成都燕大，得以与老友陈寅恪相聚一校。对于二人相见后的情形，吴宓之女吴学昭在《吴宓与陈寅恪》中这样记述道：“父亲与寅恪伯父四年多不见，感到寅恪伯父显得苍老，心里很难过。使他更为担心的是寅恪伯父的视力，右眼久已失明，唯一的左眼劳累过度，而战时成都的生活又何其艰难！寅恪伯父有‘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的诗句，说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的严重。从父亲当时《日记》中的片言只字，也可看出一二：‘晚无电灯，早寝’，‘无电灯，燃小菜油灯’，‘窗破，风入，寒甚’，‘晚预警，途入驰奔’，‘旋闻紧急警报，宓与诸生立柏树荫中，望黯淡之新月，远闻投弹爆炸之声’……”又说：“父亲很清楚，对于寅恪伯父来说，视力是何等的重要。然而，使父亲最为忧虑和担心的事，不久还是发生了。”

　　所谓最担心的事，便是陈寅恪眼睛失明。

　　这年冬季的某个上午，陈寅恪来到课堂满含忧伤地对学生们讲：“我最近跌了一跤后，唯一的左眼也不行了，说不定会瞎。”众人听罢，大骇，但又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只有在心中暗暗祈祷：这样的大不幸万万不要降临到面前正处于苦难中的大师身上。但祈祷终究成为徒劳，就医学角度言，凡高度近视者若眼睛受到磕碰，或自身用力过猛，皆可造成视网膜脱离，并导致失明的严重后果。

　　这年的11月23日，陈寅恪在给傅斯年与李济二人的信中写道：“弟前十日目忽甚昏花，深恐神经网膜脱离，则成瞽废，后经检验，乃是目珠水内有沉淀质，非手术及药力所能奏效，其原因是滋养缺少，血输不足（或其他原因不能明了），衰老特先，终日苦昏眩，而服药亦难见效，若忽然全瞽，岂不大苦，则生不如死矣！现正治疗中，费钱不少，并觉苦矣，未必有良医可得也。”此征兆当为双目失明前的预警，陈寅恪已深知后果之严重，遂心有恐惧，感伤至极，发出了若果真如此则生不如死的悲鸣。

　　就在绝望之时，陈寅恪仍没忘记替求助自己的后学尽一份绵薄。他在致傅、李的信中接着写道：“兹有一事即蒋君大沂，其人之著述属于考古方面，两兄想已见及，其意欲入史语所，虽贫亦甘，欲弟先探尊意，如以为可，则可嘱其寄具履历著述等，照手续请为推荐，其详则可询王天木兄也。弟不熟知考古学，然与蒋君甚熟，朝夕相见，其人之品行固醇笃君子，所学深浅既有著述可据，无待饶舌也。”

　　陈寅恪信中所言是客气和得体的，以他的性格和知人识物的洞见，所述当与事实不会出入太大。尽管由于诸种原因，这位蒋大沂君最终未能入主史语所，但就陈寅恪对德才兼备之人才理想与前途的瞻念，颇令人感喟——尤其在如此不幸的际遇之下。当然，除蒋大沂外，陈寅恪在抗战前后，曾向教育科研机构荐举后学若干人，如于道泉、戴家祥、张荫麟等，皆得到过陈氏的提携荐举。尤其在举荐吴其昌时，可谓不遗余力，颇具感情和血性。他在给北平师范大学校长陈垣的信中，曾急切、热忱地说道：“吴君高才博学，寅恪最所钦佩，而近状甚窘，欲教课以资补救。师范大学史学系，辅仁大学国文系、史学系如有机缘，尚求代为留意。”又说：“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不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其用力之深，感情之厚，肝胆相照之人格魄力，令后人观之不禁为之欷歔。

　　然而历史竟是如此地无情，生命中的不幸际遇，并没有因陈寅恪的向善向真和拳拳之心而改变，相反的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幸。12月12日晨，陈寅恪起床后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左目已不能视事，世间的光明将要永远离他而去。而这时夫人唐筼心脏病复发，幼女美延也已患病，陈氏强按心中的恐慌与悲情，急忙把女儿流求喊来，让其立即到校通知自己不能上课了，请学校另作安排。14日，在仍不见好转的情况下，陈寅恪只好住进陕西西街存仁医院三楼73室求治。经检查，左目视网膜剥离，瞳孔内膜已破出液，必须立即施行手术。而医生私下对前往探视的燕大教授马鉴与吴宓等人说，如此糟糕的情形，“必将失明”。马、吴二人听罢恐慌不已。

　　18日，医院决定为陈寅恪施行手术，若顺利或许还有一线希望。手术过后，陈氏的头部用沙袋夹住，不许动弹，以免影响手术效果。孰料术后效果极差，吴宓于次日前去探望，“仅得见夫人。筼言，开刀后，痛呻久之。又因麻醉药服用过多，大呕吐，今晨方止。不能进食云云”。手术12天后，医生私下对唐筼言：“割治无益，左目网膜脱处增广，未能黏合。且网膜另有小洞穿破等。”病中的陈寅恪虽未知细节，但有所感，一时大为忧戚，焦躁不安。夫人唐筼每日守候寅恪身旁，既要顾家，又需照料病人，不久因劳累过度引发心脏病卧床不起。作为陈寅恪在燕大唯一的研究生石泉，出面邀集并组织燕大学生轮流值班，女生值白班，男生值夜班，如此跑前跑后的忙碌，令陈氏夫妇在心灵上得到一丝抚慰，陈寅恪的情绪也慢慢稳定下来。时任燕大代理校长的梅贻宝前去探望，陈寅恪大为感动，对其曰：“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有存。”许多年后，已是80高龄的梅贻宝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至今认为能请动陈公来成都燕京大学讲学，是一杰作，而能得到陈公这样一语评鉴，更是我从事大学教育五十年的最高奖饰。”想来陈氏之语是出于本真，而梅氏之言也是发自肺腑的吧。

本文摘自《陈寅恪与傅斯年》，岳南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3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