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蔡锷将军，是很小的时候，依稀记得有一部电影叫《知音》，是蔡将军和小凤仙的故事。这其实给我造成了最初的误解，想象里似乎是一位风流任侠的人，既可以潇洒于花前月下，又能够从容于枪林弹雨，还敢于奋起以弱抗强，三国周郎、现代张学良之流亚也。不过，这样的人生素来非我所敢奢望，不免有敬而远之的感觉，后来读道学之书渐多，尤其服膺于王船山先生，更觉得非一路人。然而，不久前偶见一《蔡松坡集》，一读之下，不能释手，每每废书而叹，才知蔡将军非流俗之所传，而也是一位正直严毅的君子。

　　历来做惊天动地事业的真豪杰，都是连生死都要参破的，哪里还有放不下的名利情欲？辛亥革命成功，袁世凯任大总统后，时任南京留守的黄兴通电辞职，蔡锷发电责之曰：“吾辈今日所处地位，内政之丛脞，外祸之逼人，财政之支绌，险象杂陈，危机四迫。加以佥人媒孽其间，横生谤议。睹此种种，岂惟弃世，亦求速死之为愈。惟自我发难，沧海横流，中流遇风，我独返棹，非惟不勇，抑亦不仁。总之，吾辈既陷国家人民于险，自应拯而出之。系铃解铃，责无旁贷，为国宣力，生死以之。若假高蹈之名，为卸责之地，是自欺欺人也。”

　　此言此志，剖肝沥血，感人肺腑，黄克强虽不能纳其言而不能不敬服其人，而当时黄克强以手造民国之元勋，世称伟人，名震天下，蔡锷以偏僻之云南都督直言不讳，不假辞色，尤其可见其磊落光明。蔡锷平生，正以此自立：如若为了安逸，则入世不如弃世，弃世不如速死，就因为身为国人，“责无旁贷”，所以才出生入死，勇于任事，祸有所不避，难有所不辞。

　　参破生死者才能真认识他人的生死，放下情欲者也才能真领会他人的情欲。所以辛亥革命成，其《祭战死将士文》曰：“谁无父母，曰吾有子；谁无夫妇，曰祈战死；谁无兄弟，曰有外御；谁无婚姻，曰光吾里”；护国之功立，其《〈盾鼻集〉序》曰："西南之役，以一独夫之故，而动干戈于邦内，使无罪之人，肝脑涂地者以万计，其间接所耗瘁，尚不知纪及，天下之不祥，莫过是也。”辛亥、护国两役，师出有名而战胜有功，正功名之士自鸣得意之时，而蔡锷深自敛抑，若无地自容。悼念同袍，不忍唱高调曰“死的光荣”，言及敌军，不忍咒恶辞曰“死有余辜”，悱恻不忍之仁爱，始终萦回于胸中。呜呼：仁者有勇，勇者有仁，岂不信哉？！

　　蔡锷自时务学堂从学梁启超，一直对梁执弟子礼甚恭，一向甚为推崇，辛亥革命后，屡次联络各督军上书袁世凯，敦促请梁回国重用，后来护国之役，师生携手，关系密切。不过，以重组观之，则梁有才子之名，而蔡则有才子之实，说蔡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虽任公九原复起，当不易吾言。说到文章，蔡锷早年之作《军国民篇》、《致湖南士绅诸公书》，慷慨激扬，透彻犀利，现在网上颇有以文辞顾盼自雄者，一睹当废然思焚其所作矣。

　　蔡锷后来致力于治军治政，文章自然就少了，但檄文通电，立马可待，声情并茂，独步当时，依然一儒将风采。其《告别蜀中父老文》传诵长久，可称名篇，“锷行矣，幸谢邦人，勉佐后贤，共济艰难。锷也一苇东航，日日俯视江水，共证此心，虽谓锷犹未去蜀可也”之句，至今读之感动伤心。如论立座高谈，把笔疾书，蔡锷或稍逊梁一筹，但要是比起来治军作战，用人理政，则梁启超安能望蔡锷之项背也哉？

　　蔡锷虽不满八股吟咏之摧残人才，但究其人，依然圣学所涵养，忠孝所熏陶者也。临终致电国会及大总统黎元洪，曰“意见多由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则其人其心可知矣，“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之言，当与岳武穆“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并垂不朽。

　　蔡锷人中之龙也，京师韬晦，涉足风月，潜龙勿用之计耳，岂真有所谓红颜知己哉？小凤仙之事，报章炒做之迹多，而查案事实，行同捕风。勿论蔡锷提数千孤旅，奋起护国，生死身家早置之度外，就是军中偷闲，也只见修书妻子潘蕙英，无一语及于小凤仙，则轻重真伪，不问可知。青楼中或有一二奇女子，然而以为奇女子必然荟萃于青楼，则岂不谬哉？忠臣孝子、贤妻良母，才是修身立人的正路，如果以为男盗女娼反而是成就人才的康庄大道，岂有此理耶？

　　中华不幸，近世少有真英雄，然而更不幸的是有一两个真英雄，还不被真实的了解。蔡锷之道德事业，遗爱深远，然而无聊之文人，兴味索然于将军昭然皎洁之志节，而津津乐道于捕风捉影之艳闻，其污损将军，更甚于血口喷人。虽然，此于将军何污哉？只见文人之无聊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