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是一个十足的保守主义者，从他被人们认识时就是了。主要是因为他的一本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先生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基本上是一个变法的“宪政主义”者，主张英国的“君主立宪”。他参加了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在同盟会京津支部主办的《民国报》任编辑和外勤记者。这个时候他还没有中学毕业。他先是上私塾，后来是中西小学堂，后来是顺天中学。在西学教育的路程里面，他受到了革命党的影响。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读物都是康、梁逃到日本后办的报章。可以说梁先生当时是一个进步学生，或者说具有进步青年的形象。

但是在个人的生活层面，他在1909年发生变化了，他开始信佛，这一直持续到梁先生的晚年。有一本美国人写的书叫《最后的儒家》，主要就是介绍梁先生的著作和思想的。这本书的作者本来是把梁先生看做是儒家的，可是改革开放以后他有机会到中国来，见到梁先生的时候，梁先生说：“我不是儒家，我是一个佛教信徒”，这使得那个美国作者很惊诧。确实，梁先生内心里一贯的人生态度，就是一个佛教的人生态度。这样的人生态度很值得我们反复地去理解。看待梁先生的保守主义的身份，我们第一要做的就是从他的佛教徒的这样一个生活态度去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佛教氛围是现在所没有的，这就让我们很难理解他们的行为和经历。

梁漱溟先生在1909年就有了这样一个佛教态度的选择，只是在当时动荡的年代，他还没有正襟危坐下来开始佛家的生活。到了1913年，他开始吃素。到了1914年，他就要出家当和尚。这个时候他专门有一篇文章写给他的舅舅（张耀曾，时任国民政府司法总长）。这是一篇很长的私人书信，讲他要立志出家做和尚，还要学习中医，因为不能靠乞讨白吃老百姓的饭，要有一技之长，为民服务。可见他对自己的生活都有一个很具体的设计。他这个时候的学佛还只是自学，还没有拜师傅。（他从来没有拜过一个汉地佛教的师傅，只是到了40年代末的时候他拜了一个藏传佛教白教的师傅，这个师傅在传媒上还很有名气，叫贡嘎上师，他也是王瑶老师的师傅）梁先生作佛教徒的志向，到1914年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非常坚定的程度，后来就慢慢地减退下来。

1917年他接受了北京大学的聘请。事情的起因是蔡元培先生1916年看了梁先生写的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当时找不到印度哲学的教员，于是请他到北大来。梁先生当时正在给他的舅舅张耀曾做秘书，他说自己脱不开身，就转荐另外一个人许季上先生。后来这个人病辞了，他才接替继任。他是1917年的春天接的聘请，当年夏天，他到了衡山又要出家。可见他还是要了这样一个心愿。但是我一直没有弄清楚，他这次去衡山为什么没有成功地做了和尚，反而写了一篇很入世的文章叫《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在长沙、在湘江边上看到很多战乱、百姓流离的情景后，做了批判性的反思。这篇文章他自己也很看重。进了北京大学以后，他把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的小册子，放在教员的休息室里。辜鸿铭拿来翻了翻说“有心人哉！”。胡适先生看了这篇文章说，“梁先生这个人将来定会要革命的！”。革命，其实是一个入世的情绪。他的这篇文章，给外界的感觉是很入世的，我们可以说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一个作品。

1917年12月，梁漱溟先生来北大上课的第一天，他就问蔡元培先生对释迦牟尼和孔子的态度。蔡元培想了想说，我们不反对释迦和孔子。梁先生说：“我不仅是不反对，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这句话后来成为梁先生是保守主义、或者说“反动派”代表的一句很出名的话。梁先生很欣赏自己当时的这样一个态度。这就是一种出于直觉的、主观的保守主义的态度。不过，梁先生后来也反省，说自己进了大学以后，因为这样一个热衷名利之地，他也有了争名夺利的欲望，有了这种好名之心。他后来的许多工作和他这样一种好名斗气的心态都是有关系的。这就把他的那种修佛求清静的志向给搞乱了。于是梁先生不时地要到佛庙里休养一段时间。

梁漱溟先生进了北京大学以后，很快就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因为当时的北京大学是一个很自由的、很新派的，或者说很摩登的一个地方。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北京大学其实是一个很科学、民主的地方。当时毛泽东到北大来，很希望能够和胡适他们接近，因为他们毕竟是西洋留学回来的。不管是毛泽东也好，梁漱溟也好，辜鸿铭也好，他们对北京大学的理解，有一点是共同的：北大校园里是洋派居高的。梁先生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少数派。他在新派的压力下，作为对新派的反应，或者说反动，他才作出保守主义的举动来。这个举动表现为：建立孔子研究会，征求研究印度哲学、中国哲学的朋友；讲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表一些关于儒家思想的演讲。作为这样一个对于新派的反动，到了1920年9月的时候，就形成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本书。这本书在短短的十年间，印了十几次，可见其为学术界重视。

以上是梁漱溟先生在北京大学的一些保守主义活动。1924年的夏天，他辞职了。他要追寻古人的足迹，特别是宋明理学时代朱熹、陆象山、王阳明他们那样私人讲学的一个风气。他说，这样一个私人讲学的风气，就是要使教育不应成为少数人的高深的学业，教育应该多致力于普及，而不力求提高。梁先生的这些话是针对当时的教育的一些批评。可是我们知道，当时的学校教育其实是刚刚在中国开始，这样的一种学校教育并不是我们中国固有的。我们中国固有的其实是一种私人讲学——家庭、家族里的私塾，还有就是像朱熹这样的私人讲学。

这是梁漱溟先生在北京大学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梁先生从生活到他的演讲都是儒家的，已经不是佛家的了。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说，世界文化发展的态势，已经到了中国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中国的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就是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文化。西方文化就是处理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种文化。印度文化是处理那些生老病死、宇宙绝对规律的一种文化。他说，现在还没有到印度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现在是中国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他说，我个人喜欢印度文化的生活，但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中国的儒家文化。现在没有一个人能担当起带领大家过儒家文化生活的角色，我不得已放下自己过佛家生活的本心，先出来领着大家过儒家的生活。可见梁先生对自己的期许是非常高的。梁先生1941年代表民盟在香港办报。日本攻陷香港，他来到桂林。有人问他，你在危难之际没有想到死吗？梁先生在写给他儿子的信里面说：“我不能死，我若死了，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这封信后来在报纸上发表了，舆论大哗。说梁漱溟你这话说得也太大了。但是千家驹先生说，惟其如此，梁漱溟先生才能在1953年面对毛泽东的批判有那么大的勇气。这是千家驹先生理解的梁先生的自我期许和表现出来的人格。梁先生的这封信里面还提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完全是儒家的，一点佛家的东西都没有。

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表后的几十年时间里，特别是在他的乡村建设时候，只有一次讲到了佛家的东西，写了一篇文章，提出要用出家的精神来做乡村建设。我曾经和梁培宽老师讨论过，在这几十年中间梁漱溟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梁培宽老师就举这篇文章给我做个例证。因为那个时候梁培宽老师也很年轻，才十来岁，不可能了解梁漱溟当时的生活。梁漱溟先生在这个时候从佛家的生活态度，转到了一个儒家的生活态度。

到了1949年，梁漱溟先生又转回到佛家的生活态度。他在重庆拜了贡嘎上师做师傅。梁先生的手迹里也记载了一些密教修行的内容。见到佛教师傅的时候，他的感觉是“如饮醍醐、得未曾有”。在宗教学的研究中，这是一种“通神”的感觉。他很快就和一些朋友集中到山上去修炼密教工夫。

此后我们看梁漱溟先生的日记里面有修佛的经历，也有修儒的经历。在1950年的时候，他和他的连襟伍庸伯（是一个旧军人，但他其实是一个儒将，很喜欢私人讲学）组成一个读书班，在伍庸伯家里读《四书》。《梁漱溟先生全集》里面就有一篇他听伍庸伯讲课整理的读书笔记。他的日记里还纪录了对“慎独”的体会。虽然我们不知道古人“慎独”的工夫怎么做，梁先生的日记我们也不能完全看懂，但我们可以看出，梁先生的日常生活中有这样的工夫在。这是旧时代的人，学、做、知行合一的一个传统。古人说到他们的学问的时候，是要和他们的生活相联系的。

梁漱溟先生的日记是我们了解他的生活和学问的一个很好路径，纪录了他修佛和修儒的内容。比如说1953年9月18号和毛主席冲突了，9月19号的日记他说“昨天睡得不错，和反省而气平有关系”。就是说当时会上和毛主席冲突，他也是很冲动的。因为当时很多人炸窝的喊：“滚下来！打到反动分子梁漱溟！”。当是梁漱溟先生也是在一个巅峰状态的情绪下。回来以后能不能平复下来，这是一个修养问题。梁先生对他自己当时和毛主席的争执，是有一个是非的。他已经不再是去争乡村建设的问题，而是关心个人的修行问题。20号的日记里说，心不能随物而动，心里面的气不能动，气一动的话，心就会随着物转。这完全是梁先生讲的儒家的精神。有一次我采访他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喜欢王艮的学问。他就背了一段诗“人心本无事，有事意之动。有事行无事，多事亦不错”，然后说，你看这多好啊！我说，您能说说哪里好吗？他说，你觉得好不好？我说，我没觉出来。他说，呀，你太笨了！然后又念了一遍，说，讲得多好啊！不要说我那时候年轻，就是我现在再去和梁漱溟先生谈这件事情，我想我和他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梁先生也觉得自己修行得还是不够，他说，我就是比不上伍庸伯。因为在一次行军换防的过程中，有半个小时的空闲，吴庸伯说要睡一刻钟，结果一刻钟后自己就醒过来了。梁漱溟就说，我太佩服了，我这样一个失眠的人看到这样的一种生活，那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你看，他是从这个角度，从个人修养的角度去理解伍庸伯的生活和读书的。到了1954年---1956年，在日记里他说，我总是想到一些什么责任，其实是意气承当，“逞英豪，装英雄，装圣贤”。他在批判自己的这些思想，用佛家思想在批判儒家思想，批判儒家的这些行为表现。也许我们会觉得可笑，因为在张载、朱熹看来，佛教其实是在逃避责任，儒家是要面对责任的。但是梁先生，他要站在佛教的角度上，对自己的儒家的责任感做一个批评。可是到了批林批孔的时候，大家批判了他一顿，批判完了之后问他，你有什么感想？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时又是儒家，不是佛家了。

以上是梁漱溟先生的生平经历。下面我们看一下他的社会经历。在社会经历方面，我们也是主要看他的保守主义的内容。1924年他的辞职办学，要恢复古人私人讲学的风气。1924年梁先生被聘到了山东菏泽曹州中学（就是现在的山东省立第六中学）去办学。第二年梁先生就回来了，熊十力先生和一些学生随行。回来后就住在现在恭王府花园东边一个叫做东煤场的地方，在那里开始私人讲学。《朝话》汇集了他们当时的谈话。1926年转到了现在中央党校附近大有庄的一个庙里。这样的活动时间很短，但这是梁漱溟先生最理想的一段时期。梁先生后来又接任了广东第一中学校长的职务，这是在1928年。

在山东办学（1924）、广州办学（1928）的这四五年间，他对教育问题提出了很多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里面有很多是我们经历过的，就是贯彻教人又红又专的传统。到了1930年梁漱溟先生参与了河南辉县的河南村治学院，以教务长的身份给他们上课。讲乡村自卫。乡村自卫在被列为学校的课程之前，就是地方的红枪会，就是一种自发的练武自卫。当时一些人想把乡村自卫、乡村组织和乡村自治结合在一起，所以就建立了河南村治学院。梁先生就写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这是梁先生思想发展史上很重要的一篇文章。1931年他到了山东省的邹平，在邹平开展乡村改造试验。乡村改造试验得到了当时的山东韩复榘的支持。他要实现的理想，就是在中国传统的伦理关系中加一个新内容，就是团体和分子的关系。中国传统伦理关系就是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梁先生说，我就是要再加上一个团体和分子的关系。目的就是要使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加强其组织性，加强其参加政治的积极性。提出“互以对方为重”，就是在中国传统的伦理框架下，以此来约束、制约新的政治关系的走向。“互以对方为重”——你的权利由对方来保证。这是梁先生讲的实现新的政治关系的一个原则。乡村建设的形式就是乡农学校。乡农学校的形式是政教合一。乡一级就叫乡学，村一级就叫村学，乡长、村长就是学长，老百姓就是学员。乡农学校里有一个董事会，董事会由乡绅组成。乡农学校里的学长和辅导员、教员，既是老师又是行政官员。他就是要通过教育的方式来进行政治活动，就是要实现历史上从北宋到王阳明都不断重申的一个乡约。这个乡约就是：一曰德业相劝，二曰过失相规，三曰礼俗相交，四曰患难相恤。梁先生说，我们要实现孔子的理想“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对于儒家的“教化”，梁先生认为是一个“尊贤尚智”的政治。他说，人心天然就是向上的，人心天然就是要跟着圣贤走的。梁先生尊贤尚智、人心向上的教化政治理想，一直到解放后都是这样。

我们应当怎么来评价保守主义呢？不论是梁先生的个人生活，还是他对中国文化的解说，他都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保守主义者。我们怎么来看待他的不足，第一，梁先生看到了乡村组织的重要，但他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乡村组织。他说，中国文化就像一棵烧焦了的老树，上面的枝条都烧了，但是根还在，就在中国的乡村。我们要重建中国文化，就要从乡村做起。他看到的是乡绅和民众的教化的组织结构，他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里说，我们要从一个散乱的社会进入一个组织的社会，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都要有一个新的改革。我个人认为，他对乡村组织的认识还是不够的。乡村的教化，其实是建立在宗法组织之上的。从梁先生的《乡村建设大义》里，可以看到他非常重视精神的陶炼，看不到他对乡村本有的组织结构的认识，特别是对宗法组织的认识。“尊贤尚智”，其实是从中国宗法组织里面抽象出来的一个精神，是反映在日用伦常之中的，是在祖宗面前立起一个框架，“尊贤尚智”不是由政府、法律来定的，而是对家族生活习俗的提升。 “尊贤尚智”，夸大了儒家精神的作用。一直到现在的这一代新儒家，其实都是一种空想的儒教。他们都希望从理念出发，没有想到要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组织。

第二，梁漱溟先生说文化是生活的样法，但恰恰是他提倡的生活样法大大冲击了文化传统。梁先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说，文化是生活的样法（但是到了《中国文化要义》开篇的时候又说，文化就是我们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可以说，他给文化的定义是很宽的）。梁先生在生活样法上，在保守主义方面其实是注意得不够的。他们加入了一些新的生活的样法，比如说不能买卖婚姻、不能早婚、女人不能裹小脚，其实这都是新的生活的样法。这种新生活的样法对传统文化的打击力度是很大的。所以我想，我们反省梁漱溟先生，我们不是说他的局限，而是客观地看他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保守主义，他注意到了哪些，没有注意到哪些。我们如果从社会组织的角度来看，梁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批判西方的城市化运动。我们现在对城市化运动几乎听不到批评的声音。但至少在150年前，西方就开始批判这种城市化运动，因为这种城市化运动对原有的社区组织的破坏是灾难性的。这些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我们原来有我们的社区、有我们家族的生活方式、邻里关系方式，这些都是与我们的习俗、寺庙崇拜相关联的。但是现在，我们社区、乡村生活方式的崩解可以说是遍地开花。由此引来的问题是：旧的东西砸碎了，新的东西没能建立起来。我们不发愁打不破旧的，我们发愁建立不起来新的。但是在梁先生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打破旧的乡村组织。我们是从人民公社的时候开始打破旧的乡村组织的。比如当时有的人民公社就是住男女宿舍啊，一个星期回一次家。在我们在那么反对梵蒂冈、反对基督教的政策思想下，竟然搞了这种其实是基督教的东西。可是到现在没有人去做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一直存在本土化、外来化的争论，其实是有个人背景的。因为他研究这个文化，所以他喜欢这个文化。这不是保守主义，这只是一个态度，是态度的保守主义。态度就是上嘴唇碰下嘴唇而已。但是梁漱溟先生当时是一个乡绅，他有自己的背景和架构，他是真正的保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