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写《围城》时的钱锺书 作为现当代中国著名学者、作家, “愤世可读围城篇,恨人惟对方鸿渐。”这是笔者面对传世凡300余万文字的《钱锺书集》中,《围城》这部惟一的长篇小说所发的感慨。 《围城》于1946年2月中旬开始在《文艺复兴》杂志连载,屡获赞评,也时有中伤。1948年间,他开始着手第二部长篇小说《百合心》的创作,后因社会制度剧变,已成文稿的二三万字,也不慎在由上海至北京搬家的过程中遗失。就此冲动中辍,兴致扫地,而终身搁置了文学创作之笔,遂让《围城》绝唱于今。 如今,检视各种“钱学”资料,有关《围城》的评论各家各说,大抵夏志清首倡之“题材讽刺说”自为主流,而各论其幽默、奇谲、广博等更比比皆是,可就是“作为艺术的小说乃是人生真实之投影”的基本创作原理,却被文艺评论家们忽视得太久太久了。 试看 请读 何妨再听一听将近四十年后的一个冬天,在暖融融的北京寓所,杨绛讲述的有 锺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我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锺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锺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锺书。我们俩日常相处,他常爱说些痴话,说些傻话,然后再加上创造,加上联想,加上夸张,我常能从中体味到《围城》的笔法。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可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所以小说里各个细节虽然令人捧腹大笑,全书的气氛,正如小说结尾所说:“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肠荡气。 那么对于这番注解,你做何领会? 杨绛写《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是先从其经历、家庭背景和他创作小说时的“处境”叙说起来的。因此,重读《围城》,离不开细究和深思作者写作状态的“背景”,尤其是拨云见月,究诘作者所想要表达于世的核心理念。 对于那个缺乏数理基础,学不了当日最热门的土木工程专业,在清华大学“从社会学系转哲学系,最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到了欧洲留学,“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既不钞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的“无用之人”——方鸿渐,钱锺书的批判是无情的。他告诉我们,一个“醉生”的青年学子,必然堕入万劫不复的“梦死”结局,年届而立而无以立。总之,方鸿渐在作者的笔下,不是怀才不遇的典型,而是个不学无术的样板。以 我以为,愤世之《围城》,通过作者的文字表现出来的似乎是嫉俗,其实不然,该当是“恨人”也——— 多年前,国家教育部将《围城》规定为“高中生必读二十部文学名著”之一,这不仅具有文学意义,而且还有着文学社会学的意义。如何将《围城》里懒散度日、得过且过的方鸿渐,同创作方鸿渐这个文艺人物,自己却以勤勉治学终其一生的钱锺书联系起来,用文学社会学的方法论作比较研究,以寻求其间的生存智慧和人生启迪,则是三联新版《钱锺书集》推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要是把这个课题做好了,三千套的《钱锺书集》,仅供我国大学和中学的图书馆订阅显然是不够的。 三联版《钱锺书集》之《围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