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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云南的王者——南诏国 唐初，乌蛮大体仍过着畜牧生活，还不会纺织，男女都用牛羊皮制衣，其社会发展较白蛮落后。从7世纪初叶到中叶，乌蛮征服了当地的白蛮，建立起六个诏。乌蛮称王为诏，六诏就是六个王国。六诏是：蒙舍诏，在今巍山县境，因地居最南，故又称南诏；蒙嶲诏，在今巍山县北部，为蒙舍诏北邻；越析诏，在今宾川、风仪二县；邆赕（téng dǎn）诏，在今邓川县；浪穹诏，在今洱源县；施浪诏，在邆赕诏东北。 公元654年（永徽五年），蒙舍诏张乐进求让位于为避仇来到南诏定居的细奴逻。细奴逻即位后，遣子入唐为质，以求得到唐的保护。 7世纪70年代以后，吐蕃势力进入洱海湖区北部。南诏距离吐蕃最远，受威胁较小，因此仍依附于唐朝。唐朝为了抵御吐蓄，大力支持南诏进行统一战争。公元713年（开元元年），玄宗封南诏皮罗阁为台登郡王。公元729年（开元十七年）2月，唐打败吐蕃，攻下昆明盐城（今盐源）。六诏中的邓赕诏、浪穹诏、施浪诏依附于吐蕃，而越析诏、蒙崔诏及蒙舍诏（南诏）归附唐王朝。 到南诏王皮罗阁时，南诏实力最强，打算一统六诏。唐王朝为减轻与吐蕃接壤的边患，鼎力支持南诏统一各部落。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诏先后征服了西洱河地区的白蛮诸部，取代了“白子国”，并灭了其他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建立了统一的南诏国，定都太和城（大理市南）。南诏统一洱海地区，无疑是唐朝统一天下的一个重要步骤，既为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在云南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为白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嘉奖南诏皮罗阁统一洱海地区的功勋，唐廷于公元738年（开元二十六年）册封他为“南诏王”。 然而，南诏的野心没有就此终止。在统一六诏成功后，他们希望统治更大的区域，这就与希望周边小国相互制衡的唐朝发生了矛盾。 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后不久，利用滇东爨（cuàn）部的动乱，挥戈东进兼并爨部，与唐朝发生激烈冲突。南诏在吐蕃的支持下大败唐军。唐朝自天宝战争失利后，被迫退出云南。南诏迅速扩大势力，统一了云南。由于南诏打败唐朝主要依靠吐蕃的支持，所以，吐蕃对南诏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控制不断加强。自秦汉以来，汉文化已在云南深深扎下了根，但在天宝战争后，因唐王朝政治与军事力量退出云南，汉文化对云南的影响有所减弱。 此后，南诏与唐朝和吐蕃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天宝战争后，吐蕃的政治与军事力量在南诏不断增强，南诏的部分典章制度受到吐蕃的极大影响。但是，吐蕃对南诏的控制是十分短暂的。不到半个世纪，南诏还是“弃蕃归唐”了。公元794年（唐德宗贞元十年），南诏在洱海边的点苍山神祠与唐朝使臣举行盟誓，南诏之主异牟寻面对天、地、水三大自然神与五岳四渎之灵，率文武大臣发誓：“请全部落归附汉朝（即唐朝）”，南诏管辖的各部落首领也表示：愿归清化，誓为汉臣，永无离贰。唐廷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赐“南诏印”；以南诏统领的疆域设置“云南安抚使司”，政区长官为“云南安抚使”，由剑南西川节度使兼任，南诏由云南安抚使节制。 自这次南诏再次归附唐朝后，南诏摆脱了吐蕃的抑制和压迫，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洱海地区成为南诏的首府所在地。以大厘城（今大理县）为中心的十睑（赕）是南诏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十赕是：云南赕（今祥云、宾川）、品澹赕（今祥云县城）、白崖赕（今弥渡红崖）、赵川赕（今大理凤仪）、蒙舍赕（今巍山）、蒙秦赕（今漾濞）、邆川赕（今邓川）、大和赕（又作矣和赕，今大理太和村）、苴咩赕（今大理县古城）、大釐赕（又作史赕，今大理喜州）。在十赕地区，以往的昆明蛮、云南蛮、哀牢蛮、西洱河蛮、僰、汉姓等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区域，在长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中，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原来诸蛮部之间的差别逐渐消失，形成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政治体制、共同的语言与共同的文化，融合为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原来的哀牢、昆明、云南、弄栋、青蛉、河蛮等蛮名也随之消失，就是唐代初期“乌蛮”、“白蛮”的界限也不复存在，出现了共同的专用名称。 公元9世纪30年代以后，南诏和唐的矛盾再度激化，不断发生战争。公元830年（文宗太和四年），南诏攻陷成都，大掠男女、百工数十万人及珍货而去，给唐朝造成巨大损失。 公元877年（唐僖宗乾符四年），南诏酋龙卒，子法（隆瞬）即位，自号“大封人”。“封人”又作“封民”。“封”古音读“邦”，意义也相同。“封”、“邦”、与“僰”读音相同。“封人”就是“僰人”。南诏将洱海的十赕称为“大封民国”，也就是“大僰国”。“僰”字又作“白”字。“大封人”这个专用名称的出现，标志着洱海诸蛮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冲突与融合，形成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民族：白族。 在强大的唐朝的影响下，南诏迅速发展，参照唐制建立了相当完备的政权组织，还实行了均田制度。南诏的纺织技术原来比较低，但自从成都的织工进入云南后，南诏的纺织技术就赶上了唐朝的水平。南诏的冶炼技术也相当进步，它所产的浪剑、郁刀、铎鞘等武器锋利无比，素负盛名。南诏的建筑大多模仿唐制。现存南诏时期的大理崇圣寺塔，巍峨壮观，就是由汉族工匠恭韬、微义设计建成的。 在南诏后期，大臣专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公元902年（唐天复二年），汉族大臣郑回的七世孙郑买嗣推翻蒙氏南诏，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长和”。在经历了“大长和”、“ 大天兴”和“大义宁”之后，才出现了我们所熟知的大理国。 南诏迁都，古国走向巅峰 皮罗阁统一六诏之后，将统治中心从巍山（位于云南省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南部）迁到苍洱（即云南苍山、洱海）地区。从此以后以后，虽然南诏国国都在大厘（位于大理市喜洲镇）、太和城（位于大理市七里桥乡太和村西的鹤顶峰麓）和羊苴咩城（又作阳苴口草城，位于大理城南的苍山中和峰下）三地屡屡变动，但都是在苍山以东和洱海西岸两关（龙首关和龙尾关）之间，时间长达163年，没有大的变动。这是当时社会的自然、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所决定的。 迁都并不只是表示一个地理位置的变动。一个政权，一旦有意识地迁移统治中心的地处，大多最终会选择一个比原来地处条件更好的地理位置，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在当时必然占有优势、有长远利益。这样的迁都。常常使政权走向强盛，走向巅峰。但是，迁都如果是由天灾人祸所逼迫，就常常是一个政权开始风雨飘摇，走向衰亡的征兆。殷商王朝早期曾经频繁迁都，直到盘庚统治时才最终定都在安阳（今河南）。此后，殷商王朝就进入一个有273年稳定发展，走向巅峰的时期。而东汉末年由于权臣作乱，都城被迫在董卓等人的命令下屡屡变迁，成为东汉灭亡的不幸标志。 对南诏而言，都城从巍山迁到苍洱地区，是谋求自身发展的重要选择。它的迁都，在自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是非常明智的。 南诏之所以从巍山迁都苍洱地区，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就是两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南诏的发祥地巍山，地处在哀牢山和无量山的北端，在苍洱地区的南面。那里也有适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平坦地带。唐代前期，那里土地肥沃，是种植禾稻的好地方。但是，巍山的气候，干湿季节分明，春季干旱非常严重。而且，周围峻峭的山岭阻碍了与外界的交通。更不利的是，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巍山一带瘴疠横行。瘴疠是指亚热带潮湿地区流行的恶性疟疾等传染病，在古代可以直接威胁人的生命。相比之下，当时苍洱地区两关之间的自然环境、交通和社会经济等发展状况远远优于巍山。将都城从巍山迁到苍洱地区，无疑是最佳选择。 南诏迁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因素的驱使。当时，年轻的南诏充满活力，虽然它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基本统一了洱海地区，但这并不是它的最终目的。作为一个新兴的少数民族政权，发展自身，寻求扩展，壮大势力才是他们的理想。迁都苍洱地区10年后，南诏在唐朝与爨部的矛盾中插手并兼并爨部，而后又起兵叛唐，就是因为南诏原本就想扩张势力，迁都正是势力扩张的前提。定都于苍洱之间，进一步可以通好唐朝，退一步可以结交吐蕃；往东可以进占滇池地区,往西可以通过控制永昌，将更远的西方纳人南诏王的视线。 皮罗阁，这位智慧的南诏王，他在公元739年（唐开元二十六年）的迁都之举为他的继承者铺垫了一条通往巅峰的道路。 皮阁罗首先把都城定在太和城。 太和城建在苍山佛顶峰和五指山之间的缓坡上。苍山的险峻在古城的西面成就一道天然屏障，洱海水域又在古城的东面隔出一片苍茫。要想逾越苍山和洱海都是非常不易的，因此，南诏没有耗费精力，像中国大多数城市那样建造方形城。太和城在修建上主要加强了南面和北面的防御力量，城墙主要建造南、北两道，西面向苍山敞开，以山为墙，东面向洱海敞开，以水为池。但太和城的内城金刚城的西半部城墙和外城南北城墙的西段，实际起到了西城墙的作用。 太和城的城墙主要为夯土筑成，在不同的地段，又根据地势、土质情况杂以岩石沙土。南诏人在建城墙的同时，再次利用了苍山的地势，在有的地段利用山坡与溪流相间所形成的沟壑，大大增加了城墙的高度；又以苍山奔流而下的溪水作为古城天然的城壕。这样，“以山为壁，以水为壕，内高外下，仰攻甚难”。 为了加强都城外围的防御，皮罗阁在太和城北的32公里处筑“龙口城”，用以阻绝北方的敌人；阁罗凤时又在太和城南面约13公里处，西洱河的北岸筑“龙尾城”，以抵挡南面、东面和西面的进攻。两座城池就像都城的南北门户，形成犄角之势，有效地保障了都城的安全。 关于太和城的宫殿和的遗存，目前大多无法确指。史书中记载的金刚城，是南诏的避暑宫，位于太和城的西端。今天，在城墙的西部已经发现有南北两个城门的遗址，在城墙西端有一个较大的夯土台基遗址，很可能就是当年南诏大型建筑的基址。不过，根据避暑宫所处的位置看，它地处全城的西端，并且处于全城的制高点上，所以，这座宫殿绝非一般的避暑宫，有极其明显的防御作用并且很可能有建中立极的政治寓意。 太和城的建筑极有特点。史书中记载说太和城的街区巷陌都是用石头垒砌而成，高有一丈多。这种以石头垒砌成的城墙、街区曾经连沿数里不断。这样一种用石头作为建筑原材料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今天，如果你在大理古城漫步，依然可以看到那些极具个性的建筑。这样的建筑风格朴实无华，以石头的本色构建出一种自然之美，和谐之美。 南诏统一后使用过的第二座都城就是大厘城。 大厘城又名史城、喜州城、喜洲等。在南诏统一后使用过的三个都城中，大厘城位于大理坝子中最为平坦的地方。早在唐朝初年，它就是一个人烟繁聚、交通便利的处所。所以，南诏以前的邓赕诏等及以后的南诏诏主对大理城都有一种偏爱。 大厘城原为河蛮（即西洱海河区的白蛮）所居之地。公元 737年（唐开元二十五年（，皮罗阁联合邓赕诏首领咩罗皮攻打河蛮，战胜后，咩罗皮分得大厘城。数月之后，皮罗阁又攻打咩罗皮，夺取了大厘城。 在南诏第五代国主阁罗凤时期，阁罗凤常常在邓川城、太和城和大厘城之间活动。在南诏第六代国主异牟寻时，就曾经于784～786间在大厘城居住过两年，当时叫作史城。到第十代国主丰祜统治时期，于827年（唐文宗太和元年）又建喜洲土城，并且将王宫迁到那里。遗憾的是，关于丰禧在喜洲的情况没有更为详细的资料，甚至什么时候又回到羊苴咩城也不清楚。 无论大厘城为都的时间有多久，大厘城地势平坦、交通便利、人烟繁盛，是它得天独厚的地理和资源优势，这些一直是大厘城可以作为苍洱地区一个经济型城镇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作为一座都城，无险可倚则是喜洲的致命弱点。所以，南诏以后，再也没有统治者将它作为政权中心的所在地。 羊苴咩城是南诏最终选择的都城。羊苴咩城北城墙依梅溪修建，溪水深沟成了天然的护城河，大理羊苴咩城城墙用土夯筑，残高约5米，长达1500米。据史书记载，大理羊苴咩城南城墙应在龙泉溪旁，但城墙遗迹不明显。 早在六诏与河蛮并存时期，大理羊苴咩城就是大理洱海地区一个较大的村邑，已具有城市雏形，是皮逻阁统一六诏、征服河蛮后占领的城邑。阁逻凤曾对大理羊苴咩城进行扩建，使其成了南诏的重要城镇。公元779年（唐大历十四年），南沼王阁逻凤死，因其子凤迦异早逝，而立其孙异牟寻为南诏王。此时，正值南诏、吐蕃联军进犯西川（今四川），遭到唐将李晟（chěng）的痛击。吐蕃责怪南诏，贬异牟寻为“日东王”，使南诏降为吐蕃属国。异牟寻是一个饱读史书、有才智、得人心的人。他发现叛唐投靠吐蕃后受到了吐蕃的侮辱，因此希望重新归附唐朝，但又害怕吐蕃兴师问罪，便修建了三阳城作防御吐蕃城垣，并于公元779年将王都从太和城迁至羊苴咩城。 羊苴咩城和太和城一样，只有南、北两道城墙，西依苍山为屏障，东据洱海为天堑，形势十分险要。据《蛮书》记载，羊苴咩城方圆有15里，城内建有南诏宫室和高级官吏的住宅。羊苴咩城南、北两座城门之间由一条通衢大道相连。城内有一座高大的门楼，在左右有青石板铺垫的高大台阶。从羊苴咩城南城门楼进去，走300步就到第二座门楼，城两旁又有两座门楼相对而立。这两座门楼之间，是高级官员清平官、大军将、六曹长的住宅。进第二道门，走200步到第三道门。门前置放着兵器，门内建有两座楼。第三道门后面有一照壁，走100步就可以见到一大厅。这座大厅建筑宏伟，厅前建有高大台阶，厅两旁有门楼，厅内屋子层层迭迭。过了大厅，还有小厅。小厅后面是南诏王的宫室。公元856年（唐大中十年），南诏王劝丰佑在羊苴咩城内修建了一座宏伟的建筑物——五华楼。这个巨大的楼阁周长有5里，高33.3米，可容纳万人，是南诏接待西南各部落酋长的国宾馆。 南诏的国都从皮阁罗定都太和城，到了异牟寻定都羊苴咩城，是南诏政权的统治中心不断调整和适应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虽然三座城都地处苍洱地区，但是彼此又存在差异。三座城池中，大厘城的地处最为平缓开阔，生活方便，最适合人类生存发展。但是，当一个政权还处于扩展势力的阶段时，地势平缓在防御方面就是一种缺憾。与大厘城不同的是，太和城和羊苴咩城同处于苍山的缓坡地带，都是依山而立的城市，具有较好的防御能力。但羊苴咩城和太和城又有不同，羊苴咩城较太和城明显北移约7公里左右。这种北移有极大的合理性，有利于城市的发展。若对两城的地理环境细加分析，人们就会发现太和城虽然西倚苍山，东面洱海，但苍洱之间仅有一狭窄的区域。作为防御，这对太和城无疑是一种优势，但如果作为一座要发展的城市，它却是一种局限。羊苴咩城也是西倚苍山，有了防御的优势。在其往东一直到洱海之间的地区，是一片相对平缓和宽阔的空间地带。这一点，尤其利于人们的生活和发展，利于城市的发展。 南诏与唐王朝、吐蕃的关系时战时和，局势并不十分稳定，苍洱地区的北面一直是南诏政权重点防范之地。大厘城在羊苴咩城北约40里处，有先遇兵锋之患；又由于它地处平缓开阔地之间，在防御方面有明显不足。仅就一般城市而言，城市的地处、人口、产业、交通等对其经济的发展有直接影响，但是作为政权的中心所在地，如果仅有经济发展条件而没有军事防御条件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虽然大厘城比羊苴咩城、太和城有更好的发展条件，但是终究因为防御条件较差而被放弃。而南诏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最终以羊苴咩城作为政权统治中心所在地就在情理之中了。 正是由于羊苴咩城的地处同时具有政治经济军事因素的优越性，使得太和城和大厘城的发展始终没有超过它；而羊苴咩城不仅作为雄踞一隅的南诏国国都，也作为后来大理国的国都，行使着统治中心的职能，几百年而不衰。 三败大唐，南诏虽小不容小视 公元748年（天宝七年），唐朝立阁罗凤为云南王。为加紧控制洱海地区，唐王朝修筑安宁城，遭到爨氏各部反抗，唐王朝派兵将其镇压，阁罗凤随即拉拢爨氏各部，奏请朝廷谢罪。 为加强与爨氏部落关系，阁罗凤将女儿嫁给爨归王之子守偶，另一女嫁给爨崇道之子辅朝，南诏势力由此进入滇池地区。唐王朝认为此举于己不利，派李宓（mì）以反间计挑起爨氏内讧。在一场政治阴谋下，爨崇道杀死爨归王，爨归王之妻阿姹向南诏求救，南诏立即出兵杀死爨崇道父子。唐朝对此非常恼火，与南诏关系急剧恶化。 为了打击南诏，唐朝计划以皮罗阁另一子于诚节取代阁罗凤，并加倍征取粮税以削弱南诏势力。这时，云南太守张虔陀向朝廷告发阁罗凤谋反，阁罗凤起兵杀死张虔陀，占领了姚州等三十七郡。 唐王朝西川节度使杨国忠派鲜于仲通、李晖、王知进率兵八万，分三路进兵征伐南诏。南诏节节败退，向唐朝谢罪，并威胁要向吐蕃投降，被唐朝所拒。南诏于是向吐蕃求救，在吐蕃的援助下，南诏将唐军打败，吐蕃与南诏由此结为兄弟之邦。这一年，也就是公元752年，南诏改元为赞普钟元年。第二年，唐朝派兵再置姚州，以贾颧（quán）为都督，发兵三万攻南诏。但贾颧被生擒，全军覆没。 公元754年（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唐朝发七万唐兵再向南诏进军，结果再次大败，许多唐军战死。阁罗凤说：“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忘大礼？”于是，他下令修筑“大唐天宝阵亡战士冢”（俗称万人冢），并在太和王都立大碑，刻石写上“叛唐不得已而为之”等字句。 唐军在天宝战争中的惨败，丞相杨国忠却向唐皇报捷。明代万历云南总兵邓子龙看了“万人冢”后感慨地写道： 从民族关系来看，自唐代以来，北方诸民族的强盛，构成了与中原关系的主要民族矛盾，常与唐王朝相抗衡者，前为突厥，后为回纥、高丽、吐蕃。几百年间，唐王朝与这些民族的战争，使自己陷入疲于奔命、应接不暇的状况。而中原能在这些战争中取得胜利，一部分原因是唐王朝国力强盛，军威壮猛，唐室君臣能发奋自强；另一部分很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突厥等民族本身的腐败、动乱所致：再一个原因，是由于另外的少数民族的兴起和强大，与原来的老牌少数民族政权有你死我活的矛盾。例如突厥之败亡，就是这一规律的体现，突厥内部分化为西突厥、东突厥几部，加之天灾频仍，牧业不振，贵族奴隶主阶级又攻伐篡夺不止，无法倾全部精力和武装对付中原王朝的进攻。再者，与突厥接壤的部族回纥、薛延陀，此时乘机兴起，倾向唐室，共同反击突厥，这就给唐王朝一个可乘之隙。而回纥日后的灭亡，更是与吐蕃的壮大有关。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回纥自唐肃宗以后最为雄大，中国受其害甚巨，至文宗之世，天灾党乱扰其内，黠戛斯崛起侵其外，于是崩溃不振矣。然考之史籍，当日中国亦非盛强之时，而能成此攘夷之伟业者，虽以李文饶之才智，恐不易致此。其主因所在，无乃由坚昆之兴起，遂致回纥之灭亡欤？”而吐蕃之兴起，则使唐王朝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因为在吐蕃为害期间，高丽战争还在进行。当时唐朝的首都在长安，西北成为全国武装力量部署的重点。高丽战争的输与赢，对唐朝的政治中心不会有直接的威胁。而吐蕃的壮大，则从西方直接虎视着关中。所以唐王朝理所当然地把吐蕃作为防御的重点对象。正是由于在西部被吐蕃所牵制，唐朝在东北的高丽战争不得已才采取了消极退守之策略。唐代的民族关系，正是在以上所述的互相牵制、递相隆替的情况下，向前进一步发展着。 到了唐文宗时期，西南的强大民族吐蕃开始走下坡路了。史称此期间“吐蕃彝泰赞普卒，弟达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仅能自守，久不为边患。达磨荒淫残虐，国人不附，灾异相继，吐蕃益衰。”《新唐书•吐蕃传》亦说此时的吐蕃“故不能抗中国，边候晏然”。到了武宗会昌四年，唐朝进入了对吐蕃进行反攻的战略态势。“朝廷以吐蕃内乱，议复河湟，乃以给事中刘濛为巡边使，使先备器械粮糗，诇吐蕃众寡以闻”。从此以后，直至懿宗时期，唐王朝和吐蕃之间进行了一场决定性的大战，以吐蕃的衰败和唐王朝的元气大伤而告结束。而在此期间，南诏政权却乘机崛起，给在对吐蕃战争中已无暇息的唐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南诏深知唐廷已极端虚弱，随时可寻机与唐决一雌雄，以不失壮大自己国力的良机，加以吐蕃已极度衰微，构不成对南诏的后顾之忧。所以在这种三方关系的力量消长现实面前，南诏具有发动战争和打得起这一仗的可能性与条件。由此而知，咸通年间的南诏战争，乃势所必然。 从南诏内部的情况来看，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结构特点，也决定了它与唐王朝战争的必然性。首先，南诏统一了六诏以后，国力日益强大。铁农具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对开发洱海地区的经济，起子巨大的作用。农业和畜牧业不但有了分工，而且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较多的剩余产品，为奴隶主剥削广大奴隶提供了可能，并且由于国库充盈，为掠夺战争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城镇的出现和发达，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维护南诏的统一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它的政权结构的多民族性的特点，也易于产生统治与被统治的民族、部族之间的夺权和斗争，哪一民族要想在洱海地区站稳脚根，就必须打败对手，制约异族，并不断扩充疆域，以获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和更大的发展余地。其次，南诏政权组织的仿唐性，亦是决定其向内地渗透扩张的一个内在因素。它要求与唐疆合而为一，只不过不是以臣服的身分，而是以入主者的姿态来实现这个目的。再次，南诏社会经济的跳跃性发展，也在某种因素上变成了这次战争必然爆发的动力。由原始生产方式一跃而受到进步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影响，势必会使其内在的经济结构发生巨大的嬗变，而作为这种结构的敏感中枢的上层建筑尤其是政权组织，便必将相应地作出满足其新形势下生产关系的种种需要之选择与决定。简言之，其社会经济的跳跃性，决定了它固有的军事扩张性质。加上如前所述的南诏统一后的经济、军事实力，使其与大唐帝国的冲突，乃成为势所必然之事。 从唐王朝这方面来看，为天灾人祸相寻，财政匮竭，经济破产，民不聊生，遂导致国力剧弱，形成了南诏发动侵边的最佳时机。首先，是由于政治败坏，皇帝不行仁政，荒淫无度；大臣没有几个忠诚的，奸臣反而招摇过市。贪臣敛财，奸吏弄法，民怨沸腾。贵族与富豪也依仗特权为害乡里，从唐中宗时代起，歪风邪气愈演愈烈。唐懿宗执政后，更是日益败坏。唐懿宗这个人才质庸下，又不关心国事，只知奢侈享乐。有君如此，其臣可知。虽然有几位大臣尚属廉俭贞苦之臣，却或遭奸人谗挤，或已年老无用。可以说，咸通之际，唐朝统治已是出千疮百孔、奄奄一息，政权机器已难以正常运转了。不仅如此，从公元860年（咸通元年）起，天灾也屡屡发生，对困境中的唐朝来说不啻雪上加霜。 政治腐败，天灾频仍，相互作用，造成了唐朝经济的溃崩。贫民或饿殍载道，或流散转徙，逃亡他乡，群起造反，形成了全国性的大动乱局面。 唐与南诏尽管有和睦友好的日子，有利于西南地区社会发展和经济水平提高，但由于双方各自的阶级利益，因此和睦只能是暂时的。 云南各诏原本因未能统一，经济与军事实力无法与唐抗衡，只能臣侍唐朝。然而，随着皮阁罗统一六诏，随着唐朝与强盛的突厥、吐蕃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南诏强盛起来，再也不听凭唐朝的摆布了。而且，对于与南诏的矛盾，唐朝没有正确处理矛盾，而是一味采用镇压的方法，致使双方关系遭到破坏，南诏击败唐兵，反叛唐朝，归附吐蕃。经南诏谋臣郑回和唐边吏韦皋等人的不懈努力，南诏终于在德宗年间与唐朝重修旧好，握手言和。以后半个世纪中，唐与南诏之间相安无事。然而，这数十年间；唐朝与南诏约定合攻吐蕃，南诏屡得胜利，而唐朝却一无所获，致使南诏又得以发展，才与唐朝再度发生战争。南诏在军事上占了上风。到唐宣宗大中末年，南诏便成了唐朝最大的边患。 唐朝始终没有对南诏的实力作出过公正客观的估价对南诏的威胁没有足够的重视，只是把它作为唐与吐蕃战和关系的工具。南诏正是利用了这一时机，潜蓄暗长，乘机壮大了自己，从而成了新时期下唐王朝的新威胁。 在错误估计形势的基础上，唐朝对南诏采取了一系列破坏民族政策的行动。自公元829年（大和三年）的战争后，唐朝对南诏采取怀柔政策，但这个政策却—直未能兑现，反而连续发生唐朝守将破坏怀柔政策的事件和行为。种种事件，加深了唐与南诏之间的矛盾。 南诏统治集团内部也不断发生主战派占上风的变化。南诏王不能一人说话算数，而要受清平官们的制约。所以，就会出现前后诸王对唐态度不一的情况，如皮逻阁主和，而阁罗凤则主战，异牟寻则忽战忽和。到丰祐继位后，本来仰慕中国，主张与唐保持和睦关系，但掌握实权的大臣嵯巅并不执行主和政策，为提高他们在国内的地位和夺取更多的财富而经常进攻唐朝，而且受到越来越多的战士们的拥护，尤其是得到新加入南诏的寻传蛮、骠蛮、施蛮、顺蛮、么些蛮等少数部族首领的支持。 总之，种种原因，使得唐朝与南诏无法和平相处，并造成了盛唐不强，南诏不弱的形式，难怪南诏这个西南小国能屡屡击败唐朝这个中原大国了。 大长和，南诏的尾声 南诏国大事记 公元794年（唐德宗贞元十年），南诏与唐朝使臣盟誓归附。唐廷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赐“南诏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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