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把问题简单化，比方说一个大学的脸谱，只要知名教授多，想来就可以构成其大致的精神面貌了。按照这一逻辑，1938-1946年间的西南联合大学（校址昆明），其脸谱最突出、个性最强烈、人数最众多（近50位著名教授）。尤其他们对生活、对教学、对学问的热爱与执着，以及他们的无心机、少俗虑的气质，实在是今天的大学所少有的。在此，我们选取其中的几位，轻描淡写地勾画一下他们的脸谱，进而读取一个大学的精神。

费孝通

    西南联大时期，昆明的空袭是出了名的。为此，费先生也不得不和其他教授一样，到昆明远郊去寻找一块清静之地，以便专心从事他所喜爱的学术事业。后来，先生带着他的社会学小团队入住呈贡的魁阁（求签拜神的一个庙宇）。此前，已有联大教授陶云逵等入住。

    在魁阁生活和展开学术研究的学者，因来自不同学派（陶云逵为人类学家，费孝通为社会学家），时常发生学术争论。但彼此相互包容，因而都能从对方的观点中获益。魁阁这一学术空间、学术氛围，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学风，费正清先生曾给予积极评价。魁阁学者年轻，富有朝气，尤以思想自由著称，以至于今天的学者将他们标榜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典范。甚至可以说，魁阁学术小团体，乃中国早期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而这一切，皆由费孝通先生所奠定。

黄钰生

    1941年初，西南联大在附设师范大学的基础上，又附设了师范附中和附小，黄钰生、冯友兰等教授为附设学校筹备委员会的委员。在黄钰生拟就的《附设学成立趣旨》上有这么一段文字：“我们宁愿要玩皮淘气的孩子而不愿要无生气的孩子。根据这种认识，本校对于每个儿童的兴趣、胆量、气质加以爱护，对于艺术、音乐、劳作、团体活动等表现自我的科目，将特别注意。本校同人不敢希冀培植天才，但不践踏天才……”可以说，黄先生的这段文字，充分体现了西南联大办学的一贯精神。 

    不随人愿的是，日本人的飞机不断空袭昆明，致使附中、附小因安全问题迟迟不能正式开课。然而我们发现，身为师范学院院长兼附中主任的黄钰生先生，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自责。他在致家长公开函中说：“钰忝领校务，处理乏术，致使褚学生学业旷废至两月之久，衷心欠仄，莫可言谕……钰惭愧之余，愿将筹备校舍经过以及目前之状况奉白贵家，尚乞明教是荷……”在致西南联大校务会主席梅贻琦的公开函中，亦自责连连：“钰以师院院长之资格，应行负责之处，钰自当负责。”这种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如今哪里得寻？

钱穆

    钱先生一边教学，一边撰写《国史大纲》。因感在昆明社交频繁，便托人在昆明以近的宜良北山，暂借了当地县长空置的一座别墅，半个星期在山里写作，半个星期到昆明上课。别墅与下寺比邻，门外菜地绿，楼下泉水响，堪称仙境。惟其不足的是，钱先生在寺庙里搭伙，那饭菜之粗劣，极以下口。吃了两天，钱先生便请一女佣，另起小灶，吃荤。一天，女佣煮鸡，钱先生路过厨房，但见方丈坐在灶前，正快意地啃着一只鸡大腿。钱先生便问：“方丈也吃鸡腿？”方丈倒也毫不避讳：“和尚不吃鸡腿吃什么？”

    钱先生白天写《国史大纲》，入夜则看《清史稿》。到了星期天，他就手持《陶渊明诗》，一路吟诵，去附近的温泉轻松一下。浴后坐在石阶上，就近的茶馆要一壶浓茶，一边作裸身日光浴，一边吟诵陶渊明的诗，尽兴而去。这样的生活，在钱先生来说，那叫一个美。然而，陈寅恪先生却另有认识。这年寒假，陈先生曾来此别墅住过一晚，当时就对钱穆说：“如此寂静之地，兄在此写作，真乃一大妙事。然使我一人住在这里，非得神经病不可。”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钱先生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他的《国史大纲》。此书在中国史学界，影响至深。

金岳霖

    金先生上课时，常戴一顶呢帽。每至学年伊始，给新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老师对学生的尊重，细致于此，似不多见。后来，不知为什么，金先生配了一幅眼镜，一片白，一片黑，那也叫一个独特。

    和大多数联大教师一样，金先生也是住在昆明城外，每每往返于住处与课堂之间，很是辛苦。林徽因在给费慰梅（费正清的夫人）的信中曾写到金先生的生活状态：“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龙头村出发，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整天没吃、没喝、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但对金先生而言，似乎并不乏生活的情趣。终生未娶的金先生，曾养过一只大斗鸡，每至饭时，这只鸡便伸长脖子到餐桌上，与金先生共进膳食，这又是西南联大独有的一景。

刘文典

    说起西南联大的教授，给人的感觉，不是英雄就是怪雄。就说骂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蒋介石吧，闻一多是在校友会上骂，刘文典则当面指着蒋的鼻子骂。1928年，时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因学潮事件触怒了老蒋。蒋召见他时，话不投机，二人就顶了起来，刘指着蒋骂道：“你就是军阀！”蒋勃然大怒，定要毙之而后快。幸有蔡元培先生等全力解救，才以免职了事。

    1945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各校复原，刘先生却未回京（清华大学）履职，而是留在云南大学任教。新的语境，或解释为：刘先生不爱京城爱边疆。而当时的一种笑传是：刘先生舍不得云腿（火腿）、云烟（烟土），故有“二云居士”的雅号。

闻一多

    在教学上，闻先生秉承其桀骜不驯的性格。比如他在中文系为研究生王瑶半业一事给梅贻琦校长的短简，直如下令一般：“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半业初试……嘱文书科下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备茶点。”身为校长的梅贻琦先生，在这封短简上仅写“照办”二字，更加突出了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

沈从文

    沈先生上课有个特点，无系统。尤其他的口语表达，那叫一个笨。这一点，早在北大时，就已经是很出名了。所以，他的课，学生多因听不懂，兴趣渐无。沈先生不善辞令，倒也有个补救法，就是任由学生去写，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然后，他逐一认真阅读同学们的作文，并在后面附上大段的读后感。很多读后感，甚至比学生的原作还要长。歪打正着的是，沈先生的这一教学法，倒使学生们受益匪浅，汪曾祺便是这受益群中的一员。

雷海宗

    雷先生上课有个习惯，每回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经学生提醒后，他便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有一回，雷先生又如是而问。班里有个女同学，上课笔记甚详，她打开笔记，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一句说‘现在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由此可见，当时是怎样一种教与学的环境。而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联大师生却保持了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这也正是一个民族的希望所在。

殷海光

    在西南联大当年的学生中，名气很大的有杨振宁、李政道、汪曾祺，还有金岳霖的学生、后来的台湾思想家殷海光。殷先生对西南联大一往情深，他回忆说，那时“我们刚从北平搬到昆明，上一代的文化和精神遗产还没有受到损伤；战争也没有伤到人的元气。人与人之间交流着一种精神和情感，叫人非常舒服。”

    感觉舒服的殷海光，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常常一个人在附近的翠湖边思考。下雪了，他一个人站在旷野里，任由雪花飘落在他赤裸的脊背上……这些浪漫的情思与行为，所体现的仍然是一个大学的个性和精神（这也往往是一个时代的个性与精神）。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脸谱，还有许多没有提到的，如梅贻琦、傅斯年、潘光旦、张奚若、汤用彤、冯友兰、朱自清、吴晗、杨振声、川岛、魏建功、王力、陈寅恪、罗常培、吴宓、卞之琳、李广田、姚从吾、陈省身、华罗庚、吴大猷、周培源、钱端升、梁思成、林徽因、季羡林、钱钟书等等。你也许会说，西南联大之所以产生这么多名教授，是因为该校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组成。如是推理，也不妨把建国以来全国百所重要大学整合在一起，看看在这半个多世纪里，到底出了几多具有独立思想、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对比尽在不言中，也就无需我去饶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