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荆川先生，明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授翰林院编修，参校历朝《实录》，后调兵部主事。当时倭寇频繁袭扰沿海地区，唐顺之以兵部郎中督师浙江，曾率兵船大胜倭寇于崇明岛外海上。唐顺之学识渊博，对天文、地理、数学、历法、兵法及乐律都很精通；同时，他还是明中叶重要散文家，与王慎中、茅坤、归有光等为明代重要文学流派唐宋派代表。他不满“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文崇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主义主张，提倡变秦汉为欧（阳修）曾（巩），以矫李何之弊。他主张“本色”论，认为好文章主要不在声律、句文，而在于本色，“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章”；“即如以诗为喻，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四库提要》说他的文章“汪洋浩瀚，议论醇实，多有体有用之言”。

　　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人物，刊刻个人文集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唐顺之却多次婉拒友人为他刊刻文集的美意。

　　近敝邑一刻字人云执事欲刻鄙言，虽或传言之妄，然闻之殊不自安……且今世所谓文集者遍满世间，不为少矣，其实一字无用。彼其初作者漠不妄意于不朽之图，而适足以自彰其陋，以取诮于观者，徒所谓木灾而已。仆每为彼愧而复自效尤之乎？……承执事知爱，万望终止其事，则执事之爱我更厚矣。（卷七，《与卜益泉知县》）

　　在唐顺之看来，文集出得不少，可是一字无用，作者总是希望能够传世，能够不朽，而事实上，多数不过让人取笑而已；刻书泛滥了，山上的林木就该遭殃了。我本来就为此感到惭愧，又怎能效尤呢？话语非常尖刻，但总还是他的“本色”。在给另一位朋友华补菴的信中，唐顺之再次表明心迹：

　　鄙人不敢刻文，心事俱见于与王南江（即王慎中）书及与令婿安子介言之已详，执事谅我此心久矣，而益泉大尹忽为此迂阔之举……又岂宜大书刻木以标榜于世？（卷七，《答华补菴书》）

　　卜益泉要为他刻书，他说这不过是“迂阔之举”。在此之前，他的好友王慎中甚至已经预先为他未问世的文集写好了序，于是唐顺之去信婉拒：

　　仆居闲，偶想起宇宙间有一二事，人人见惯而绝是可笑者。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刻集……若皆存在世间，即使以大地为架子，亦安顿不下矣。此等文字倘家藏人畜者，尽举祖龙手段作用一番，则南山煤炭竹木当尽减价矣。可笑可笑！仆又何用更置一茎草于邓林棼棼之间哉？……刻板事既已力止，兄序遂亦宝藏之，未敢示人也。（卷六，《答王遵岩》）

　　在他看来，但凡“达官贵人、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人人都要刻诗文集，实在太可笑，即便以大地做书架也放不下，那我又何必再添一部呢？既然已决计不出文集，老友的序也就只好藏之名山，秘不示人了。

　　“万望中止其事”、“刻板事既已力止”，看来，唐顺之是真心实意地不想将文集刊行于世，而不是故作谦虚。可是，不管唐顺之如何不同意，他的《荆川先生文集》还是刊行于世，而且序就是王慎中事先写好的那篇。这也许是唐顺之始料未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