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和鲁迅在革命和文学的事业中，肝胆相照，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鲁迅与瞿秋白(徐悲鸿画)

第一次避难：“积铁成象”纪念品

　　1932年冬，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的中共“特科”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与敌人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面对敌人的疯狂搜捕和盯梢，党的领导同志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

　　1932年11月1日，中共“特科”联络员，以秘密的联系方式，向瞿秋白发出“警报”：“有危险，速转移！”

　　瞿秋白接到“警报”后并未慌乱。他旋即将文稿和党的一些重要文件装到一只小提箱里，然后与夫人杨之华商量，决定“到鲁迅家去！”时间紧迫，于是瞿秋白与杨之华分头出走，约好在鲁迅家会面。

　　瞿秋白离家后，兜了几个圈子，见无特务盯梢，便急速来到四川北路拉摩斯公寓鲁迅家。鲁迅夫人许广平开门，一见瞿秋白匆匆造访，必有情况，便机警地让他进屋，落座后告诉他：鲁迅到北平探望母病去了，很快即归；又说：“你们来，我会安排好的。”然后问杨之华为何没有同来。瞿秋白说叛徒认得杨之华，为防不测只好分别走。许广平热情地煮了咖啡，等待杨之华到来；但等了许久仍不见到来，便焦虑起来。瞿秋白安慰道：“放心吧，之华与敌人周旋是有经验的。”

　　然而，当鲁迅由北平返沪后，仍不见杨之华到来，便派人去找，这才在街上相遇，方知杨之华发现有人盯梢后，唯恐把“尾巴”带到鲁迅家，只得消磨兜转。直至夜幕降临，“尾巴”甩掉了，才去鲁迅家。

　　两家欢聚，鲁迅非常高兴。

　　瞿秋白与鲁迅精诚相见，开怀畅谈，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里记道：“看到他们两人谈不完的话语，就像电影胶卷似地连续不断地涌现出来，实在融洽之极。”是的，瞿秋白与鲁迅倾心交谈，从文化界复杂斗争的形势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两个围剿”，从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到“九一八”事变，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到中华国土的不断沦丧，等等，两人观点不谋而合，分外投机。

　　鲁迅对瞿秋白的生活非常关心，特意将自己的书房兼卧室腾出来，让秋白夫妇居住。

　　瞿秋白特别喜爱鲁迅的儿子小海婴，托人到一家大公司买了一盒价格昂贵的高级玩具，送给三岁的海婴。

　　这玩具是一种“舶来品”，用铁料制成，可变换组成各种造型，鲁迅称之为“积铁成象”。瞿秋白在盒盖上详尽地写明了众多零件的名称，共多少种，多少件，细心之至。鲁迅知道秋白夫妇收入微薄，为此深感不安，而瞿秋白意味深长地说：“做个纪念吧，日后孩子大起来，也知道世界上有个何（瞿秋白化姓——笔者）叔叔。”鲁迅深受感动，遂在日记中写道：“……下午维宁及其夫人赠海婴积铁成象玩具一盒。”维宁系秋白笔名魏凝的谐音。

　　1932年12月底，新年将近，党组织考虑到鲁迅一家的安全，遂派史平（陈云）到鲁迅家把秋白夫妇接了出去。

第二次避难：珍贵的合璧

　　1933年初，日寇进犯山海关，平津危机。蒋介石非但不抵抗，反而加紧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同时在上海大肆搜捕中共领导人。

　　2月上旬一日，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接到秘密情报：是晚国民党特务要在紫霞路一带破坏一处机关，经分析，瞿秋白夫妇住处首当其冲。值此紧要关头，党派中央局组织部长黄文容（即黄玠然）通知瞿秋白夫妇迅速转移。傍晚，黄文容来到紫霞路，商量去处时，瞿秋白说：“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鲁迅那里！”

　　他们天黑时分雇了黄包车，来到四川北路鲁迅寓所。

　　瞿秋白与鲁迅一见面，宛似久别重逢，马上摆谈起来。

　　重返鲁迅家，瞿秋白深感时日的珍贵，于是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关于当前斗争的情状，关于“左联”的工作，关于文坛舆论动向与诸般文人的分野等，瞿秋白有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需要写出来发表。他先打好腹稿，再征求鲁迅的意见，进行修润补充或变换素材，然后完稿。因此，不少文章实系这一对战友的联袂杰作。

　　秋白写作速度惊人。鲁迅家每日午饭后至下午3时为休息时间。这时秋白便关了房门，静静地伏案而写。等午睡起床，他便拿着刚刚写就的杂文一二篇请鲁迅过目了。秋白工作往往废寝忘餐，但由于劳累过度经常咯血。鲁迅劝他注意休息，他总是笑而作答：“老毛病了，不必担虑。”秋白在病中编译完成了《现实马克思主义论文集》一书。

　　1933年2月16日，英国戏剧家萧伯纳访问中国，先到上海。宋庆龄热情接待了他，并由蔡元培、鲁迅等作陪，在福开森路世界学院特意组织了由上海各界名流参加的欢迎会，请萧伯纳作了讲演与答记者问，轰动了上海舆论界。鲁迅觉得很有必要编一本关于萧伯纳在上海的书，便与瞿秋白商议，秋白欣然同意，于是他们投入了紧张的合作：由许广平与杨之华负责搜集和剪贴资料，鲁迅与秋白分别写了《序言》和《引言》。鲁迅写道：这本书“是重要的文献”；瞿秋白称赞萧伯纳是“为光明而奋斗的、世界和中国的被压迫民众的忠实朋友。”《萧伯纳在上海》一书编好后，鲁迅与瞿秋白共同用一个笔名“乐雯”（由鲁迅另一笔名“隋洛文”化用）署名，并交野草书屋于是年3月出版。这本书是鲁迅和瞿秋白战斗友谊的见证。

第三次避难：两度化险为夷

　　1933年6月，时任上海临时中央局宣传部通讯社社长的冯雪峰调往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中央局决定让瞿秋白到通讯社，主要负责审核专稿与文件，并为党报撰写文章。为了工作上的方便，瞿秋白住在冯雪峰处，是在王家沙鸣玉坊花店的楼上。江苏省委机关也设于此处。历经月余，时至7月8日前后的一天夜晚，冯雪峰获悉紧急“警报”：省委机关被敌人发现，牵连到他们的住所，必须尽快转移。

　　于是，瞿秋白与杨之华匆匆收拾行李，各乘一辆黄包车半小时之内来到鲁迅家。当夜冯雪峰放心不下，赶至大陆新村探视，见瞿秋白与鲁迅正在倾心交谈，方才释念。后因工作需要，中央决定仍由黄文容护送秋白夫妇往成都南路高文华家住下。高文华系临时中央机关内部交通主任，其家为党的领导同志阅读文件之处。

　　约在8月底或9月初的一个深夜，“警报”传来：高文华家进入特务搜索之列，岌岌可危；瞿秋白夫妇须当夜撤离。他们商定，仍到鲁迅家。时值凌晨两点，更深夜静，各叫了一辆黄包车。为防途中有人盘诘，高文华将睡梦中的女儿唤醒，陪杨之华同行。

　　为防引人注意，瞿秋白夫妇事先约定分别由鲁迅家的前门和后门进入。急促的敲门声，将鲁迅与许广平惊醒。先后两次敲门声，惊动了东邻日本人和西邻白俄巡捕。他们打开窗子张望，见平安无事，方闭户休憩。

鲁迅与许广平一如既往，热情接待，并为瞿秋白夫妇准备了夜餐。待一切停当，天已蒙蒙亮了。鲁迅与瞿秋白新一天的战斗生活又开始了。 　(《文史杂志》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