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

　　“人称之谓‘二云居士’”

　　江山代有人才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年月，名士大儒大都狷狂得很：或思维奇特言谈骇世，或豪气干云狂傲不羁，或形迹放浪屑于流俗。其代表人物当数傅斯年，据说他是唯一一个敢在老蒋面前跷着二郎腿说话的文人，因而得诨名“傅大炮”，且炮口还敢瞄着皇亲国戚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叶公超也算一个。到台岛后，他坐在“外长”的椅子上，也不把老蒋放在眼中。他最烦老蒋的文山会海，尤反感开会查岗（签到）。一次在听老蒋报告时愤愤地对同事说：“ 嗦嗦，又浪费我半天时间，”还用英语补了一句，“他敢拿枪枪毙我？！”在讨论外蒙加入联合国问题时，两人发生争执，叶公超公然骂蒋：“他懂什么外交，连问题都搞不清楚！”

　　傅、叶都够“牛”的。其实，在他们那班人中还有一个刘文典，此人更“牛”——他敢在老蒋面前“以牙还牙”，面对面地干。

　　刘文典当年也是不同凡响的人物，精通英、德、日、意等语言，学贯中西，尤精国学。当过孙中山的秘书，师从章太炎学《说文》，与鲁迅为章氏同门弟子，与陈独秀亦师亦友，胡适、陈寅恪曾为他的书稿作序捧场，跟蒋介石干过仗，与毛泽东握过手……

韩美林绘刘文典画像

　　未识其人，先观其貌。且看他的旧雨、同事和门墙对他的描述。

　　“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周作人，《北大感旧录·刘叔雅》）

　　“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钱穆，《师友杂忆》）

　　“三十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学兼课，讲六朝文，我听过一年……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张中行，《负暄琐话》）

　　“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文中子，《刘文典：“半个教授”》）

　　他的清华老门生描写得更精彩：“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尤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了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教授印象记·刘文典》，见《清华暑期周刊·1935.7》）

　　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原名文聪，笔名天明等，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1906年入安徽公学读书，师从陈独秀、刘师培，很受两位老师的赏识，在思想上、治学上也深受恩师的熏陶和影响。1907年入同盟会。1909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同时随章太炎学《说文》，听章士钊演讲，爱国主义思想日趋成熟。辛亥革命成功后，刘文典回国，在上海同于右任、邵力子等办《民立报》，以刘天明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民主、反袁的文章。1913年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人、范鸿仙，两人身亡，刘文典手臂中弹，但所幸未有大碍。孙中山“第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刘文典也于是年再度扶桑，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的秘书，积极从事反袁活动。袁世凯倒台后，军阀混战，辛亥革命成果被葬送。刘文典感到苦闷、彷徨和失望，从此毅然远离政治，立志从事学术研究。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由陈独秀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时年27岁，由此开始了他著书立说的苜蓿生涯，直至终老。有人曾说，他是与辜鸿铭齐名的北大怪人。

　　“疾恶真推祢正平”

　　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

　　中国知识分子历有注重气节操守的传统，不畏强暴，不媚时俗。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学潮中的表现即为一例。

　　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学校设在省府安庆）。是年11月23日，安徽学界爆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学潮。时恰“虎而冠者”蒋介石抵安庆，见到此情此景十分恼怒，认为安徽学风不正，学潮嚣张是共产党活动猖獗的反应，决心严惩。29日下午，蒋介石传刘文典觐见。此前，刘文典就曾扬言：“我刘叔雅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刘文典自视甚高，蒋介石挟北伐之功，更是盛气凌人。两人一见面便展开了唇枪舌剑。关于当时场景的描述有七八个版本之多，笔者择其三例较为平实、可信者列于后：

　　“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见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吗？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蒋一拍桌子，怒吼道：‘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所言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刘兆吉，《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

　　“蒋却一再追逼刘文典交出肇事学生，刘文典‘出言顶撞’，蒋介石大为震怒：‘……尔事前不能制止，事后纵任学生胡作非为，是安徽教育界之大耻，我此来为安徽洗耻，不得不从严法办，先自尔始。’刘文典毫不屈服，怒斥蒋介石为‘新军阀’，蒋随即严令随从陈立夫将刘文典送交公安局关押。”（张正元、杨忠广，《安徽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引起蒋的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惩罚罢课学生。刘当面顶了回去，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送进了监狱。”（叶新，《近代学人轶事》）

　　刘文典终于被押进大牢。蒋介石还扬言要“解散安大”。

　　消息传出后，安大师生立即组成“护校代表团”，与安庆多所中学的学生400余人，聚集在省府前请愿，要求释放刘文典，收回关押、开除学生的成命。同时，安大教职员代表和皖省各界贤达联名致电教育部长蒋梦麟以及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刘文典夫人张秋华又去南京晋见蔡元培。所幸，蔡、蒋、胡分别致电蒋介石，历数刘文典为人治学及任《民立报》主笔时宣传革命的功绩，劝蒋恕其一时语言唐突，并“力保其无他”。一说陈立夫也从中斡旋。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重压之下，蒋介石最后放了人，但附前提——迫令刘文典“即日离皖”。

　　当时学界盛传刘文典的一句名言：“大学不是衙门”。那是刘文典对当局迫害进步青年的愤慨。刘在安大曾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保护了一些进步青年学生。预科学生王某，江西瑞金人。某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通知刘文典说王某是共产党员，要他对其严加监视。因说是“证据确凿”，刘文典遂命令校警丁某到王宿舍进行搜查，还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刘文典于是立即叫传达室王裕祥送王某离校。是日夜，便衣特务来校搜捕，扑了个空。学校向当局推诿，最后不了了之。（杨起田，《安庆文史资料》总第七辑）

　　刘文典离开安大后，于次年初拜访他的老师章太炎（炳麟），讲述了安大事件始末。章太炎听罢，十分欣赏刘文典的气节，于是抱病挥毫写了一副对联赠之：“养生未羡嵇中散 疾恶真推祢正平。”

　　赠联巧妙借用汉末狂士祢衡击鼓骂曹的典故，揭露了蒋的独裁专横，颂扬了刘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气节。三年后鲁迅先生以佩韦为笔名，作《知难行难》（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第一期），文中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鲁迅在评述刘文典的同时，还幽了胡适一默：“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香港的高伯雨说得更为精彩：“为什么会时时想到刘文典先生呢？我就是欣赏他有狂态。当1929年前后蒋介石不可一世的时候，刘先生一如他的老师章太炎藐视袁世凯那样(当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袁软禁。袁逼他求饶，但章宁死不屈，用七尺宣纸篆书“速死”两个大字贴在壁间，以示决心。还托人买坟地，自题五字碑文，以死相抗。直至袁世凯病死，章太炎才被释放——本文作者注)，对着蒋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非胡适之、朱家骅等人所及。”（高伯雨，《香港信报·听雨楼随笔》）

　　刘文典的气节不止于此。

　　刘文典在“国民代表打国民”那天晚上给胡适的信中说：“典这两天眼看人类十分堕落，心里万分难受，悲愤极了，坐在家里发呆，简直拣不出一句话来骂那班‘总’字号和‘议’字号的禽兽。”（《刘文典全集》卷四，第802页）

　　不过后来他禁不住还是嬉笑怒骂了一番解气：“想起这些人来，也着实觉得可怜，不想来怎么的骂他们，这总之还要怪我们自己，假如我们有力量收买了他们，却还要那么胡闹，那么这实在应该重办，捉了来打屁股。可是我们现在既然没有钱给他们，那么这也就只好由得他们自己去卖身罢了！”（周作人，《北大感旧录·刘叔雅》

　　1931年粤系军阀陈济棠（反蒋派）知道刘文典反蒋，曾多次函请刘赴粤共事，并汇来重金相聘。刘决然婉谢，将巨款退回，叹曰：“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安徽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哲学社会科学版）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卧轨请愿。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刘成章因体质差，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归来后患病亡故。这更激发了刘文典对日本人的仇恨。1937年北平沦陷后，刘文典未能及时南下，日本人通过周作人等多次劝诱，请他出山教学、任伪职，都被刘断然拒绝。刘的态度激怒了日本人，他们两次搜查刘在北平北池子骑河楼蒙福禄馆三号的寓所。面对日本人的搜查，刘横眉冷对。他本善日语，但却以“发夷声为耻”，在日寇面前不讲一句。他常以“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告诫自己（诸伟奇，《刘文典传略》）。后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只身辗转来到西南联大。见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吴晓玲教授，刘便向其打听周作人景况。吴说周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吴晓玲，《忆刘叔雅先生数事》）

　　刘师培是刘文典的业师，他十分敬佩老师的学问。因刘师培后来投靠袁世凯，在思想上消极保守，刘文典从此便很少与之往来，言谈中也鲜少提及他。

　　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本与他同居一寓，但刘管廷在冀东某日伪政府谋到一个差事后，刘文典十分气愤，先以有病为由“不与管廷同餐”，后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逐其迁居。

　　全国解放前夕，胡适打算把刘文典弄到美国，并已为其联系好了学校，还为他一家三口办好了签证，买好了机票。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刘文典拒绝了胡的安排：“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张文勋，《刘文典全集》卷四，第943页）

章太炎先生书赠刘文典的对联

　　刘文典与陈独秀之间友谊深厚。他们是同乡、同事，亦师亦友的多重关系。

　　1918年有个叫易乙玄的写了一篇诘难陈独秀的文字《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刘文典马上援手，做了一篇《难易乙玄君》进行反诘。他与陈同站在辩证唯物论的同一营垒中。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刘文典积极参加学界的签名活动，还动员安徽旅京同乡会的各界知名人士（包括省长）一起进行积极营救。更为可贵的是，“陈先生虽然出了狱，但随时还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他不得不在刘文典先生家中隐藏下来。”（罗章龙，《红楼感旧录》）须知刘文典那是冒着杀头危险的。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家住市郊官渡，离学校较远。当时日本飞机常来轰炸，但他从不缺课。他说：“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解放后，刘文典年事渐高。云南大学为了让他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一度没排他的课。但他坚持要上课，并声色俱厉地说：“教授怎能不教书？不教书就是失职！”

　　刘文典喜欢创作诗词。他的爱国情怀在诗词中有强烈反映，比如这篇他赠夫人的《有感》：

　　故国飘零事已非，江山萧瑟意多违。

　　乡关烽火音书断，秘阁云烟典籍微。

　　岂有文章千载事，更无消息几时归。

　　兰成久抱离群恨，独立苍茫看落晖。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刘文典恃才傲物，骄傲自大。特别是在清华的10年（1927—1937），学术上取得成就后，随着地位的改变，有点“一览众人小”。这种情绪和客观上的一些原因加在一起，影响了他在学术上的发展。

　　人是复杂的。在艰难竭蹶之中，刘文典的思想终于消沉了。

　　昆明的岁月艰苦异常，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那时李鸿章之孙李广平在昆，他和刘文典是同乡，有点远亲，性情也相投。刘文典有时“难以为炊”，就书“刷锅以待”四字差人送到李府。李广平立即便会“雪中送炭”，帮他解困。

　　抗战胜利后，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秘书朱丽东通过李广平找到刘文典，让他为蒋介石六十生辰写贺表，他竟写了。（张文勋，《刘文典全集》卷四，第942页）

　　1943年刘文典应普洱（磨黑）大豪绅、盐商张孟希之邀，为其母撰墓志。张孟希赠他云土50两。

　　他的普洱之行遭到了联大同事的非议，最后因此而被联大解聘。1943年5月，西南联大各校按惯例给教师发聘书。清华大学没有与时为系主任的闻一多商量，就径自把聘书发给了刘文典。闻一多本就对刘文典的普洱之行不满，对学校不和他打招呼就发聘书也很恼火。闻给刘写信，声称发了聘书也要收回。信中不无讥诮：“昆明物价涨数十倍，切不可再回学校，试为磨黑盐井人可也。”发此信前，闻一多曾找到时为联大文学院长（亦清华文学院长）的冯友兰，建议对刘停薪，并考虑解聘。冯友兰亦认为刘文典此举不足为人师表，同意解聘。曾是刘的学生，此时为刘的同事的王力为其说项，“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指刘）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平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刘文典对被解聘一事感到突然、不解，在7月25日给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信中说：“典虽不学无术，平日自视甚高，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无论如何吃苦，如何贴钱，均视为应尽之责，以此艰难困苦时，决不退缩，决不逃避，决不灰心，除非学校不要典尽责，则另是一回事耳。今卖文所得，幸有微资，足敷数年之用，正拟以全副精神教课，并拟久住城中，以便随时指导学生，不知他人又将何说。典自身则仍是为学术尽力，不畏牺牲之旧宗旨也，自五月以来，典所闻传言甚多，均未深信。今接此怪信，始敢胫以奉询究竟。”（闻黎明，（《联大旧事：刘文典被清华解聘始末》）

　　梅贻琦延至9月10日才作复，信中说：“尊处暂未致聘，是非得已。想承鉴谅。”显然，梅贻琦对刘文典的普洱之行是有看法的。尽管他爱才如命，但对这种目无校纪的出轨行为，他也不得不挥泪斩马谡以戒众。

　　必须补充说明一点的是：刘文典的普洱之行还有“久无人知的秘密”，“连刘文典本人也蒙在鼓里的内幕。而这件事，在客观上帮助了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云南工委根据南方局避免无谓牺牲、保存革命力量的指示，将昆明大中学里比较暴露的党员和进步骨干转移到了各县，仅联大就移出了100多人。其中西南联大地下党领导的“群社”成员吴显钺、董大成等到普洱中学任教，当校长。该校董事长就是张孟希，他附庸风雅，想找名教授为其母撰写墓志铭。联大同学觉得此事有利于他们隐蔽，便派人回昆明找到刘文典。“刘文典的到来，在客观上起到了掩护联大疏散同学的作用。”（当年与刘文典同行磨黑者萧荻有专文《关于刘叔雅先生磨黑之行》述此，详见1989年8月31日《春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