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注错解诗

　　子曰学而时习之，至今七十几年痴。

　　南洋群岛波翻笔，北大荒原雪压诗。

　　犹是太公垂钓日，迥非亚子宪章时。

　　平生自省无他短，短在庸凡老始知。 　

　　窗外青天两线交，文章拱手世人高。

　　寒厨自寿一杯酒，天下惊闻三月韶。

　　壮不如人空老大，死能得所定燃烧。

　　五台师范花和尚，狗肉喷香诱戒刀。

　　这是聂绀弩刊登在1982年4月7日《人民日报》上的两首七律，题曰《八十虚度二首》。绀翁生日是1月28日，诗当是写于一月底二月初，属于自寿之作。“虚度”是自谦之辞，却暗寓“初度”之意。“初度”语出屈原《离骚》：“皇揽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意谓出生年时，后借用为生日。编辑室同仁读了这两首自寿诗，交口称赞，以为写得好。诗语是再平实不过了，然而诗意却极其曲折，令人回味无穷。

　　绀翁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文学编辑部主任，“文革”后落实政策，其组织关系依然在古典文学编辑室，也可以说是我的同仁。在他回京之前，我就听到不少有关绀翁的轶事，知道他不拘小节，经常穿着木拖鞋上班，端着茶与同事聊天，有“大自由主义者”之称，但工作却大有成效，在他抓古典部工作期间，编辑出版了大量好书，在出版学术界有很大影响。他真是无为而无不为。他虚岁八十所写的这两首自寿诗，是自信抑或自谦，是自大抑或自卑？只有了解其坎坷经历的人，才能从他奇特的个性中，从他俏皮的文笔中，品味到诗中的真趣。

　　人文社古典部自从被降为当代文学这朵“牡丹花”的“肥料”，便日渐衰落委顿，失去了与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鼎足而三的地位，更是无复从前学术上“领军”的势头。看到这种情况，我更是由心底里钦佩这位老前辈的工作成就和敬业精神。一位同仁相告，绀翁在政治上对我很关心，也很肯定，这使我更加感激不已，很想去拜访这位我所敬重的老人。就在他实岁八十华诞时，1983年2月9日，我和编辑部同仁到绀翁寓所，去祝寿兼拜年。车开到垂杨柳北劲松十一楼，就是他诗中所说的“居家不在垂杨柳，暮色苍茫立劲松”。

　　进入寓所，在简陋的二居室中，看到绀翁躺在东房东墙边的小床上，当周婆（颖）带我们进屋，他只是眼睛一亮，并不起身，也不能起身。他患的是“废退性肌腱萎缩症”，两腿惟剩皮骨，上身也瘦如干柴。我们向他祝寿拜年，他微微一笑，露出欣慰的神情。我们背诵赞赏他那两首《八十虚度》诗，他很高兴。我接着问“窗外青天两线交”作何解释，是否从“一线天”化来的，他点了点头，眼睛转向窗外的高楼。原来他把高楼当高山。山有一线天，而楼有十字路，故云“两线交”。同仁李易有时到劲松陪绀翁下围棋，叙叙旧情（他俩都曾被错划为右派）。他告诉绀翁，周汝昌写了一首七律，叫《题胡风红楼梦交响曲序》，说着便举手到衣服口袋里掏诗稿，没掏出来，“忘了带上了，糟糕！周先生托我转给《团结报》发表，想让你看一看。”李易兄在办公室与我比邻而坐，周诗我曾拜读过。一般说来，以格律辅助记忆，一首七律，看过两遍我就能背下来，但我的闽南口音，用普通话念旧体诗，不易听懂，于是我就拿纸默写下来：

　　六纪红坛阅死生，一痕石破九天惊。

　　锄兰谩拟沉湘愤，刖玉难同泣璞情。

　　肝胆嵯峨秦镜碧，是非寥落汉灰平。

　　谁能到此心涛静，病眼寒灯午夜清。

　　我写完，递给绀翁，并读了一遍。同仁诸君颇为吃惊，以为我的记忆力好。绀翁拿着诗，看了又看，他要从这些诗句，联想到《红楼梦》，联想到胡风，联想到周汝昌，联想到自己，自然是百感交集，“此时无声胜有声”，干脆把眼睛一闭，什么话也不说了。

　　他张开眼睛，瞧了我许久，突然说：“你的书我读不懂。”说着伸手从枕头边摸出拙作《诗法举隅》，翻了翻这本小册子，接着说：“你说的诗法，我不懂。我还写点诗，都不懂，别人懂吗？”我听了有点懵，一时不明白他的真正意思，所以也不知道怎样回答，只是笑了笑，想听他说点具体意见。他却把眼睛一闭，什么也不说了。等他张开眼睛，话题又转到别处去了。我们告辞绀翁，下楼时，有同仁对我说：“聂老真怪，说读不懂你的书，可他就放在枕边，而且书已翻旧了，看来还是很注意这本《诗法举隅》的。”这当然是对我的安慰，但说绀翁注意我的小册子却也没错。然而我总以为绀翁对诗法一定别有看法，只是不想当面与我争辩，不像朱东润师在小册子的《序》中直说“情之所至即诗之所至，诗而至此，不可与言法，亦不宜于言法”。后来我读方管同仁的文章，说绀翁深通旧诗格律，但却反对写得太正统，而注重于感情的表达。（《关于聂绀弩的北荒草》）我这才明白他把感情放在第一位，而把技巧手法放到次要的位置上，与东润师持论的角度是一致的。

　　正是居于对诗的这种注重本质的认识，所以绀翁反对注诗，朱正先生主动要注绀翁的诗，他并不太赞同。在朱正先生注稿交给人文社后，他却很关心书稿的命运，不止一次问我，《散宜生诗》发稿了没有，还托我询问能否出版他的新诗集。我遵嘱向诗歌组和社领导转达他的意思，答复是，注本不成问题，至于新诗集，意见不一，有同志不同意出版。我向绀翁转述咨询情况时，顺带告诉他，人文社诗歌组日子不好过，不仅旧体诗出版极难，新诗出版也很不容易，原因是没市场。1984年春，诗歌组要我帮忙终审（该组旧体诗词书稿多推给我终审），为此，我找过绀翁，想听听他的意见。他说：“诗不能注，一注就错。”我说：“这固然是，历来解诗多所歪曲，即谭献《复堂词话》所谓‘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但是有些典故注一下，还是有助于读者的理解的。”说到典故，好像触动了他的什么神经，他颇不以为然地说：“典故，我懂什么典故！我是个小学生，读过几本书？知道什么典故？如果说有典故，也是从《三字经》、《千字文》、《封神》、《水浒》中来的，那还用得着注！”他的这些意见，在朱注《散宜生诗》的《后记》中，正式作了说明，并指出作注“不是我或出版社请他，而是他自告奋勇的。用个典故：毛遂自荐。”

　　得益阿Q气

　　绀翁一生胸襟豁达，岂止名利不挂于心中，连生死也置之度外，但他又十分执着，尤其是写作，不仅认真，而且积极。晚年瘫卧小床，仍然坚持写作，孜孜不倦。郁风女士说他“冷眼对窗看世界”，黄苗子先生接着对曰：“热肠倚枕写文章。”说得贴切，对得工整，这老两口真是捷才。绀翁的这种态度，这种毅力，令人钦敬，令人叹服。

　　1983年10月，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来电，要我代该刊约绀翁写一篇文章，题目由他自己定。我即遵嘱向绀翁传达中华约稿之意。他当时虽未立即答应下来，但心下却接受了。10月16日即来信：“拟写一篇《漫谈三国演义》，可如期交稿，生病则说不了。”他的室名称“三红金水之斋”，顾名思义，当是对《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水浒》这几部小说，特别感兴趣，也特别下工夫，第一部就是《三国演义》，所以他定的这个题目，一定是胸有成竹的。经三四天艰苦奋斗，终于写完了该题。他躺在床上，写封信都困难，何况是几千字的文章，然而他果然如期完稿。10月20日来信说：“《且说三国演义》稿就。因改来改去，致成孤本，深恐失去。想复印一份，不知你处可复印否（总以在你手完成为要）？否则，我找人印好后送上。此稿写得很苦，所谈似无人谈过，务须有一份在手始放心也。最好是中华已不要此稿或不合用，不知前途如何。我又不能直接找他（已忘其名），所以很窘。”因为“写得很苦”，又是“似无人谈过”，所以对该文特别珍惜，务须有副本在手始放心。其态度之认真，端的可“怕”。我复信答应可以复印，但他还是不很放心，特意请周姑娘（健强）抄写。11月15日又写一信托周姑娘捎来，信中说：“拙作《且说三国演义》一篇，约五千字，正抄写中，廿（日）以前可寄奉，听候处理。倘不合用，原稿退还，能提意见更佳！不要勉强用。不合用者与中华所需处不合耳，作为一小文，他处可发表。决不埋怨。”后果如期托周姑娘送来，我立即寄中华，并转达绀翁的意思。他写文章，不轻易写，写必自抒己见，因而格外自珍。对于学术的态度，能如此认真者，其在今日，尤不多见。

　　有一次，我到劲松看绀翁，坐到他的床边，看着他闭目养神，似乎打了个盹，睁开眼瞧了瞧我，眼皮又耷拉下来，这不是打盹，而是在思考什么。我问：“论贾宝玉写得怎么样？”他突然睁大双眼，像生气似地吼了一声：“不是告诉你写不下去吗！你看看。”说着就伸手在枕头下乱摸，想拿出那写了一半的稿子给我看；枕头下没有，又到屁股下摸。要知道，他的下半身已经动弹不得，在屁股下摸东西是很艰难的。他着急地费劲地摸，汗珠从头上冒了出来。我忙说：“别找了，我知道写不下去了。”此前我曾问过他写什么，他说在写关于贾宝玉的研究文章，不好写，写了一半搁下来了。看来真是写不下去了。那几张稿子终于从屁股下摸出来了。真如胡风先生《和聂绀弩》诗所说的：“分香润色怜花草，善与通灵木石居。”他松了一口气，比丢掉了宝贝又找回来还要高兴。我翻了翻，没细看，歪歪斜斜的字也看不清楚。我说：“《红楼梦》不好搞。我编过《红楼梦》研究资料，比较熟悉红学，但文章一篇也没写。红学像歧路亡羊，不知往哪条路去找，以至于各走各的。”他点了点头。稿子找着了，话也就多起来了：“在山西牢房里，有一位同号姓包，跟我说，他不喜欢鲁迅。问他什么原因，他说鲁迅全盘否定阿Q，人没点阿Q气，怎么能活呢？他就是靠阿Q精神活下来的。他七十岁瘐死狱中，看来阿Q气还不够足。我挺过来了，而且活得比他长，阿Q气胜过他。看来人真需要点阿Q精神。”说完，笑了笑，我这才明白刚才找稿子为什么急得那样，原来他把做学问当做精神寄托，用阿Q精神去做学问，在做学问中寻找精神安慰。他说阿Q气是同号包于轨的“救心丹”，其实这阿Q精神同样是他的救心丹。所以，他在《九日戏柬迩冬》诗中说：“嵩衡泰华皆O等，庭户轩窗且Q豪。”当然，他后来写《散宜生诗》后记时，有较全面而庄重的说法，指出：“阿Q气是奴性的变种，不是好东西。”可当人们仍然把希望寄托于主子（好皇帝或清官）的时候，这奴性可能会成为国民性，而绀翁所说的阿Q气，却有别于这种奴性，是排斥奴性的一种自主自立自足的精神。

　　绝笔留祭诗

　　1985年冬，为古编室事，我要去劲松找绀翁。陈早春先生说要同我一起去，想请聂老写一篇纪念冯雪峰的文章或诗歌。转年春是冯雪峰逝世十周年，现代文学界正组织一个纪念冯雪峰的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会刊，聂老与雪峰是故交又是同事，纪念集不可缺少他的诗文。

　　到了劲松，我把古编室要咨询的事先问过了，便由早春向绀翁当面约稿。早春把雪峰逝世十周年纪念活动的设想和计划详细地介绍一通。介绍过程中，绀翁目不转睛地注视早春，并侧耳谛听，真恨不得把“三耳”都竖起来。大约介绍了十来分钟，绀翁始终只有一种姿势，我未曾见过他如此认真地听人说话。早春说完，他似乎还想听下去，过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目光转向我，露出茫然的神态：“他说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懂！”我们三人几乎同时笑了起来。早春跟我说过，小时候得过病，吃药吃坏了，有些后遗症，舌头转动不自如，初听他说话的人多有听不明白者，何况绀翁为湖北京山人，早春为湖南隆回人，两湖之间口音也有些隔阂，难怪聂老那么认真听还是没听明白。我虽语带八闽乡音，因与绀翁接触谈话多了些，所以并无语言口音障碍，于是便将早春介绍内容扼要复述一遍。这回绀翁明白了，却突然冒出一句：“我不认识冯雪峰，写什么？怎么写？”我说：“你们是老同事老朋友，总有话可说，写文章也行，写诗也行。要方便一些就写一首诗吧！”他不说话了，略有所思，似乎开始构思起来了。我们见他不说话，也就告辞了。回社途中，我一直回味他那句“不认识冯雪峰”的话，不知是何意思，因对如烟往事知之甚少，始终没弄清楚其真正含义。他曾说过：“冯雪峰，我在鲁迅逝世前半月许才会见，以前不认识。会见他，是在周文通知我的一个旅馆里，谈的是关于派我送丁玲到西安的事。……我和丁玲是在车上认识的，送她上车的是周文。和她连在车上及在西安旅馆里，一共十三天。”所以他曾开玩笑地告诉我，“丁玲有几根毛我都知道”。冯雪峰给他的第一印象是“架子大”，不过在人文社共事，关系也还好，因而我确信他会写诗；写文，有说不清的事，举笔也困难，而诗可以隐秀，可以表之以情，况且他已写过多首赠冯雪峰的诗，如《雪峰南寻洪杨遗迹》（四首）、《雪峰六十》（四首）等，“荒原霭霭雪霜中，每与人谈冯雪峰”，“桃花红矣同春色，空谷跫然互足音”之句，都反映出他们的关系不同一般，写诗祭雪峰，应是情理之中的事。

　　果然，11月10日，周姑娘遵绀翁之嘱，将二首祭雪峰的绝句送到我的办公室。我说这是陈早春约的稿。周姑娘说：“让你转。”我也就收下来，打开看，是周姑娘誊抄的笔迹，题曰《雪峰十年祭》，诗云：

    其一

　　月白风清身酒店，山遥路远手仇头。

　　识知这个雪峰后，人不言愁我自愁。

    其二

　　干校曾经天地秋，脱离干校病添愁。

　　相逢地下章夫子，知尔乾坤第几头。

　　据周健强（周姑娘）在《聂绀弩传》中所说，当绀翁解释其二首联初稿“干校曾使天地秋，脱离干校鬼神愁”时，“他忽然顿住，四处找圆珠笔。说：‘这两句要改。’”首句“曾使”改为“曾经”，使平仄谐协，意亦较胜；次句“鬼神愁”改为“病添愁”，化奇险为平实，可少去许多误解。我接诗稿后，当日即转交陈早春先生，由他去安排。

　　这两首绀翁的绝笔诗，就是这样作出来留下来的，所叙约稿细节，可以补《聂绀弩传》之缺，为周姑娘附一笔。

　　（摘自《师友风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定价: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