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张元济先生诞辰140周年，全国各地举行了许多纪念活动，缅怀追思这位在中国近现代出版、教育、古籍整理等诸多领域卓有建树的大家。今天，我们特节选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先生和上海文史研究馆馆长吴孟庆先生的两篇纪念文章以飨读者，后者为《张元济研究文集》序言。两文题目均为编者所加。

张元济──传统与现代的奇妙平衡

杨德炎

　　张元济先生学问根柢深厚，是近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国学大师；同时他也兼有罕见的现代意识，善于在守旧与创新之间取舍平衡。在命运的重重转折和滚滚的时代激流面前，他以开明的眼光、务实的作风，带领商务印书馆这家中国最早的现代出版企业不断稳健前进、发展壮大。在社会急速发展、出版业不断面临新挑战的今天，这特别值得我们出版人学习。

　　张元济先生以抢救、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广泛搜罗古籍善本，精心校雠比勘，利用当时先进的影印技术使之化身千百，嘉惠士林。先生也是大力出版翻译图书、积极引进和传播西学、再造中华文明的第一人。在清末的内忧外患中，先生意识到救国的根本在昌明教育、启发民智。于是先生放眼向洋，学习西方。他看到了西方现代知识的优越性。在维新运动失败后，先生被迫远离了政治中心，转而投身传播西学的出版事业。他组织翻译了重要的政治、技术和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开一代风气之先，有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天演论》等著作，林纾翻译的《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西方通俗小说，风靡天下，令思想界、学术界耳目一新。总而言之，无论旧学，还是新知，先生都兼收并蓄，同重并举，一切都以有助于救国启智为旨归。商务出版物之所以能形成深厚的文化底蕴、开放多元的风格，都得益于先生开放的胸怀和高瞻远瞩的眼光。

　　张元济先生任用年轻、进步的编辑革新《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等刊物，受到广泛的欢迎。1920年春天，商务出版了一套用白话文撰写的小学教科书，采用新式标点和段落划分。用白话文写作把规范语音、统一“国语”的迫切要求凸显出来，商务也走在推广国语的前列。商务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语音辞典》，它是同类辞书的典范之作。商务革新杂志、出版白话文教科书和语音词典、推广国语等举措，充分体现了先生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传统与现代、革新与守旧在他身上达到了一种奇妙的平衡。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张元济（左一）随同毛泽东等参观天坛祈年殿。

以中华数千年文明为己责的张元济

吴孟庆

　　张元济先生是上海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作为文史工作部门的后来者，在先生丰厚的文史遗产前，我不由得产生“高山仰止”的感觉。作为出版大家、文史巨擘，他的思想、品格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求真务实，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扬。

　　张元济先生1867年出生于浙江海盐，幼年入塾读书，从秀才、举人到贡士

、进士。1892年，光绪帝在太和殿授张元济等为翰林院庶吉士。至此，25岁的张元济完成了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所要经历的所有重要考试，进入京城。此时正是清王朝衰落、外患频仍的时代。张元济等一批年轻官员经常在陶然亭聚会，议论朝政，主张改革。他和几位友人结成健社，后又创办“通艺学堂”，卓有声誉。1898年6月，光绪召见张元济，询问通艺学堂事，兼及铁路、外交等问题。张元济一一作答。张元济是维新派中的稳健和非主流人物。他清醒地认识到，“夫以数千年之古国，一旦欲效法欧、美，变易一切，诚非易事。”因此，他虽然拥护变法，但对康、梁脱离社会现实的激进做法是有保留的。他主张通过和平的、“勿伤和气”的方式，渐进式地改良社会。虽然不论何种改革社会的方略，都不能不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规定所限制，成败固难逆料，但先生改良社会、振兴中华的志向和抱负是令人钦敬的。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张元济痛切地感到中国的变革缺乏社会基础，最要紧的是普及教育，使“民智大开”。应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创办人夏瑞芳的邀请，张元济到商务筹建编译所。入商务之初，他就与其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以后，他始终把商务看作重要的教育机构。“昌明教育平生愿”，商务成为先生实施宏愿的“良田”、基地。他在商务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比较突出的，一是出版新式教科书。这套“最新教科书”按学制、分学期、分科目编写，适应了近现代学校教育体制。先生亲自参与编写的《国文教科书》，在内容上提倡爱国主义和中华传统美德，摒弃了“三纲五常”、宣扬“忠君”的课文，适当引入外国政事和科学知识以及民主、平等、博爱等新观念。书中还有用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印制的彩色插图。二是译介国外著作。他充分发挥商务的优势，大量出版翻译西方的学术和文艺著作，来开拓国人视野，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由于张元济等商务同仁的努力，商务成为我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基石，在普及教育、哺育造就中国新式人才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维新人士，张元济非常重视“西学”的介绍，但他从来没有将“西学”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而是主张两者结合。他把编印古籍，“为古书续命”，看作是“事关国脉”的大事。他在写给好友的信中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失坠，此为应尽之责。”张元济主持影印古籍，广借国内外藏书，通过比较选取最佳底本。如《四部丛刊》所用底本，除涵芬楼已存的外，又借用国内外52家公私藏书，仅整部藏书即达277种，还不包括其他零篇散页。先生对这部书的辑印，从版本选定、成本核算、到纸张采购、预约发行，都亲自过问，一丝不苟。《百衲本二十四史》是古籍中的煌煌巨著，共3301卷，分订820册，准备工作用了近10年时间，校勘由先生一人承担，他为各书写了后跋和校记，有的一册即写了上千条校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的理想，在先生身上体现为既开拓创新又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并以其出色的工作和人格魅力，使商务成为各方面知识分子汇聚的中心，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镇。商务为知识精英提供用武之地，也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文史专家和业务骨干。今天我们看到由商务出版的诸多版本优良、校勘精细的古籍，深为先生保存国故、惠及后人的历史责任感和辉煌业绩而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