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二十世纪的学术星空，人们会很容易发现王国维这颗集哲学、经学、史学、戏曲学、甲骨学、敦煌学等研究于一身的学术巨星。作为从旧王朝中走出的“新民”，王国维在经历了辛亥革命的烽火洗礼以后却戏剧性地成了新民国里的“遗民”。在他自沉昆明湖后，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有一段名言指出，王的殉道与成仁，追求的是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的一人一事；道光以后，赤县神州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经济制度的新变，使得纲纪已无所依凭，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在陈寅恪看来，王国维的殉道与成仁为的是维护纲纪，死是“文化托命”的表现。从中国文化精神的守望与学术思想的承继角度来说，王国维也确实堪称一位典型的“文化遗民”。

　　其实，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王国维，虽然也感受到新时代西风东渐的影响，但传统的君臣纲纪思想一直左右着他的一生。据蒋息岑先生回忆，1904年左右在苏州江苏师范学堂任教的王国维，“讲授修身、伦理，出入于封建名教纲常之领域”（钱剑平《一代学人王国维》第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912年流亡到日本的王国维有《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诗，其中有“庙堂已见纲纪弛，城阙还看士风变”、“汉土由来贵忠节，而今文谢安在哉”之句，他对纲纪、忠节的呼唤和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历历可见。1923年，张勋病卒，王国维替溥仪起草碑文。他从忠武、节义的角度感慨地指出：“此运之移既莫之至而至，忠义之至乃无所为而为，虽质文有殊尚之时，而名节无或刊之日。”（雪林《王国维及其＜谕张勋碑文＞》，《文教资料》1999年3期）成书于1924年的《论政学疏》是王氏少有的一篇政论文章，其主题是从中西学术的发展和相互影响的角度阐明自己的见解，意在扬中抑西，“原西学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而中国此十年中，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转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280—28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虽说敦守君臣纲纪不是遗民的专利，但是借它来表情抒怀、寄托理想则是遗民常用的手段。王国维对中国古代的君臣纲纪等思想，不仅流露出向往与坚守之情，而且有以它振衰救弊的决心。作为“文化遗民”，王国维看中的正是“道”、“节义”、“纲纪”等文化观念体现出的精神价值、社会责任和道义担当。

　　在君臣纲纪思想的浸淫下，加之长期与罗振玉、沈曾植谈道论学以及与遗老们的密切交往，使王国维对传统道德文化有了更深一层的体悟和理解。环顾当时国际、国内的情形，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北洋军阀的混战荼毒苍生，南（广州军政府）北（北洋军阀政府）军事对峙与政治议和波折不断。面对这种世界性的社会鼎革与时代动荡，王国维忧心忡忡，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时局如此，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恐我辈之言将验。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孑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447页）其对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东方文化道德的体认，一方面受到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方面则是建立在对中国道德优越性、文化自主性认识的基础上。从此层面看，王国维无疑是中国早期文化保守主义者中的一员。

　　中国古代的文化精神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即经世致用，从孔子、孟子到顾炎武、黄宗羲以至近代一直沿袭不断，这种精神深入到学术领域，形成了对治学目的的认识。王国维是这一传统的认同者，也是这一传统的践履者，可以说，借学术探寻真理，借学术赓续思想，是王国维一生不渝的追求，也是王国维“文化遗民”身份的标志性特征。

　　《殷周制度论》是王国维1917年撰写成的一篇探索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学术大作，曾被新旧史学家奉为“圭臬”，文章指出，表面上看，殷、周的变革，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与后世帝王的取、守天下无异，但从本质看，实为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立制的本意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他将周代的政治兴亡与道德联系在一起，探讨制度文化立制的本意在于寻找“万世治安之大计”，正如他给罗振玉的信中所言：“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290页）

　　无论早期的西学与哲学研究，中期的文学、戏曲探索，还是晚期的史地、甲骨、敦煌学研究，王国维都试图从学术问题入手借以揭示出人生的目的与意义，将无意识的学习与有意识的学术追求结合起来，将传统的学术研究与科学的考据方法结合起来。“学无新旧”、“二重证据法”、“中西化合”等方法对构建中国现代的学术思想乃至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学术为性命，而又以性命殉了学术”（陈鸿祥《王国维传》第640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堪称精当之论。

　　受这些思想的影响，王国维毕生笃志于追求学术独立。1905年左右的王国维就曾敏锐地觉察到，自严复的《天演论》出，西洋学术逐渐进入中国，但是康、谭等人并未从形而上的层面上真正理解西方学术的价值，而只是将学术作为政治的一种手段。对此，王国维提出，“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载《王国维学术经典》第9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至于“个人的学术独立”，王国维更是力行不辍。辛亥后，尽管王氏与溥仪小朝廷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他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仍是用在学术研究上，并没有因这一身份羁绊了自己的研究兴致，而他聘、辞北京大学教职一事也颇值得体味。从1917年起的六年中，他四却马衡、一却张嘉甫，终于答应成为北京大学的通讯导师，却又于两年后的1924年挂冠而去。个中原因，在给好友蒋汝藻的信中表露无遗：“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94页）显然，王国维是徜徉于学术独立而有意识地疏远政治。

　　梁漱溟曾将别人挽其父梁济的联语“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移用到王国维身上，陈寅恪亦用“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来概括王国维之死，从表面上看，这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或具有此倾向）的梁、陈对王国维有惺惺相惜的情结，但从深层次看，则是他们透过王国维个人悲剧命运的表象，看到近代社会变迁导致文化价值丧失后产生的深层精神之怆痛。而集人文追求和道德崇信为一体的王国维及其同道者既承载着纲纪、道德、传统学术及社会责任之精魂，又开启了近代二重证据法、中西文化化合、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学术之新境界，这大概就是探寻“文化遗民”王国维的真谛所在！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