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大翻译家严复（1853—1921）在引进西方先进思想，开发民智方面，有极大贡献。只看鲁迅青年时代读严译《天演论》时是如何陶醉，就可知那一代人的感受了。

　　《天演论》以后，严复又有七部重要译著，合称“严译名著八种”。他自己对这些译著极有自信，曾在信中说：“且彼中有数部要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可为者。”（杨正典《严复评传》25页）但是，这位伟大的先行者、思想家，当年出版这些译本时，却非易事，也许有些辛酸。这一点似乎少见提及。现在只说某书译于何时，出版于何时。其间经过已无人知晓。先说严复这人，虽然思想先进敏锐，富于才学，且留学英国学习海军多年，但他不是科举出身，没有进士的头衔，在官场上就吃不开，牌子不响。那年头，留学生不算是多么光彩的学历。而他这人又倨傲，不会奔走，当时驻英法公使曾纪泽（曾国藩之子）说他“颖悟好学，论事有识，然颇有狂傲矜张之势”，这决定了他在仕途上是不能有大作为的。他在李鸿章手下的水师学堂干过二十年，以后入过幕府，当过公学监督，总之是这一类没有实权的文差。自云“不与机要，奉职而已”，也可以说是处境尴尬，只是志在翻译，始终不变。

　　1897年，他在天津办《国闻报》，宣传改良。《天演论》就是在这个报纸上首发。以后有木刻本、石印本出版。出版之后，反响极大。于是就继续译另外的书如《群己权界论》、《原富》、《名学》，等等。这些书后来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天演论》也包括在这一系列里。最近我翻阅《张元济年谱》，看到严、张之间在1896年已相交，都是当时新派人物，相处甚好。戊戌（1898）之后，张元济被革职回上海，开始办商务印书馆，他们之间书来信往，联系很多。从1899年起，首先谈及的是关于《原富》的翻译和出版。书译得很慢，可见费功。又商谈稿酬，先是说三千两，后又说是二千两。还有版权年限、提成，等等。从中可见，严复对银钱是仔细计较的。他当时家居北京，用度开支很大，自己多病，还染上鸦片瘾，确实需要钱。

　　我注意到的是，严复是同商务印书馆直接商谈出版之事。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包天笑所撰《钏影楼回忆录》里对此事又另有说法。包天笑是鸳鸯蝴蝶派重要作家，生于1876年，比严复小23岁，与严有过交往。这交往不是直接的，但是亲历的。所以值得在这里说一下。在20世纪之初，包天笑还是一个小青年，刚出来混事不久。他聪明好学，接触新事物多。于是被一位姓蒯（名光典，字礼卿）的人，聘为家庭教师。蒯礼卿是江苏省候补道，正在办一个南京高等学堂。这人是有钱有势有才学，为人也好。在他家里这样养着好几个人，陪他闲聊，做点杂事，并不教书。那年头的“候补道”并不值钱，到处都是。严复也是候补道。你能“候”一辈子也找不到一个差事。

　　据包天笑回忆说，“他（严复）的脾气很不好，喜欢骂人。对于同僚，他都瞧不起，……他托人向蒯礼卿借了三千元，蒯慨然借给他。后来他说：要他还债，他那里还得出，现在他正译了几部书。自己既没有钱出版，给人家印也没有受主，蒯君道义之交，就把这几部所译的书，作为偿债之资吧。那时蒯也承受了，不过那是译稿，要印出来卖给人家，方能值钱，这些译稿，计有七部，便是《穆勒名学》《原富》等等的几种书”。从《张元济年谱》看，一部《原富》都曾议价三千、二千，全套七部难道只卖三千吗？这有点不大可靠。也许因为包先生写此回忆时，已年过九十，记不太清。但是也不可全否定。因为回忆录中还说，另有一位叶浩吾，搞日文翻译的，也是借蒯礼卿钱七百元，还不了，也将译稿作抵。蒯礼卿慷慨，就下决心在上海办了一个“金粟斋译书处”，包天笑和另外一位，因此就到上海干这事去了。包天笑就负责校阅严氏的译稿。至于排印出版，还是交商务印书馆。至于金粟斋译书处和商务之间，怎样分成提份，则不是包氏所能知道。

　　有一点回忆很有价值：“严先生的稿子，他有自己刻好的稿纸，写的一笔很好的行楷，当然也有添注涂改的地方，但他的改笔，一例红墨水的，鲜艳可喜。……我总是小心翼翼，无论如何不敢擅改一个字的。”这样，包天笑曾从一校到四校仔细读过。所以我认为包天笑的回忆在这一点上是可靠的。据包氏说，严氏名译都这样经过他的手。但是，是不是有七部之多呢？也难说。因为严译很慢，如鲁迅所赞赏的，“一字之立，旬月踟躇”。但我想至少三四部总会有的。当年大约是由金粟斋译书处校对整理，严复卖书得钱以后，再还钱给蒯礼卿，而不是把译稿直接卖给蒯礼卿的。否则严何必多次与张元济商谈稿费？文化价值是文化价值，稿费价值是稿费价值，它们永远不能等同。严复是在穷困中死去的，可叹。

　　最后还要说一下，包氏在上海听过严复讲“名学”，是由金粟斋约请的。包氏虽曾校对过此书，也不大能听明白。严复是福州人，但是“却说的一口道地的京话”，大约是在北京待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