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晚年在中山大学期间，已经近于全盲，体能极度衰退，仍然完成了一代巨著《柳如是别传》，文采思想并重，考证线索密如蛛网，而头绪井然；一方面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借幻想来摆脱现实的困苦；一方面在特殊的历史人物身上赋予了深远的寄托。全书近九十万字，大体口述成书，他的这种毅力和精神令人惊叹。

清华导师

1981年秋，笔者考入中山大学就读，时中文、历史两系男生同住一楼，历史系学友常来串门，尝告之曰，彼系老师第一课即演说陈寅恪传奇般之学术造诣。说话间眉飞色舞，极向往之情。每天穿过小紫荆山密林去上课，俱路过陈氏旧居，遂留意。但见红墙篁丛琉璃，周围灌木郁郁，乔木拱护，煞是幽深。上世纪90年代后期陈先生之大名竟从学术讲坛走到畅销书内，文化人多知之。

吴宓先生认识俞大维较认识陈寅恪为早。时在1919年，美国波士顿。俞大维系自费留学，先在圣约翰大学修数理逻辑至精熟，后又修得哈佛哲学博士学位。当时，吴、俞及汤用彤常在一起玩，交流西方哲学及中国文学之心得，也常在一起出游并作交际。俞大维也时常提及他表哥陈寅恪的种种博学与通识，吴宓即心生仰慕与畏佩，事见《吴宓自编年谱》。这其实也就是几年后吴宓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之嚆矢。

抗战前十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加上讲师李济，可谓清华学术的象征。其熔铸中西，贯通今古的学术身手，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寅恪先生在抗战前一直在清华大学当导师，这十年生活比较平静，他的学术成就在这个阶段也最大。他在此期间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一组组长兼研究员，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委员会委员……在清华大学，凡是遇到他讲课的时间都有很多校外的学生兴味盎然地跑来旁听，周一良回忆说：“真过瘾，好像又听了一场杨小楼的拿手戏。”陈先生对学生重启发，而不重问答，更不重死记硬背。他鼓励学生在研究材料之后，进行归纳、鉴别，往往不是他提出问题来考学生，而是从学生本人提出的问题，来看是否有深度。

大西南的颠沛流离

上世纪30年代是世道变迁迅速的时代，但陈先生虽然关心社会，却不是直接介入政治生活，他的爱国之心是建立在历史与文化基础之上。他绝不是慷慨激昂的风头人物，他对中国学术的建设，是从百年大计的角度去思考、去铸造，因而担负起了民族精神赖以寄托的学术文化独立的责任。

1937年日寇大举侵略中国，北方各校纷纷内迁，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学先迁到长沙再迁到昆明。陈寅恪一家和其他教授一样，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长途迁徙，先从北京到天津，火车上逃难的人群挤爆了车窗，又坐船到青岛，再转徐州，然后是郑州、汉口，最后用了整一个月的时间到达长沙，在长沙临时大学期间，正值兵荒马乱的时节，到处是逃难的人群，然而陈先生的讲座，仍然是听众踊跃，这不能不说是奇迹。史学家吴相湘当时是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他就是听众中的一员，他也为大师的文化内蕴感到震撼。大概一个学期以后又迁到昆明，即任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即西南联大）。他在学校主要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原先偏远闭塞的古城昆明一时间学者云集，各军兵种指挥部也很多。虽然颠沛流离，生活设施简陋，但是知识分子士气极为高昂。

这期间陈先生曾数次乘飞机到重庆处理文化和教育的事务，然后赴香港大学作短期教学，不料就在香港期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陈先生也受困于此地，未能逃出。由于他学术上的巨大声誉，日军派人去拉拢他，并馈赠上好米面两袋，陈先生予以坚拒，日军不死心，又请他到沦陷区的上海和广州任教，但陈先生嗤之以鼻。并于1942年5月，仓促逃离香港，辗转来到桂林，于次年转往成都，任教于内迁的燕京大学，一直到抗战胜利。

在前两年首次推出的史学家何炳棣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对西南联大初期的教授群体，诸如对雷海宗、郑天挺、钱端升、陈体强、张奚若、潘光旦、闻一多、孙毓棠、丁则良、冯友兰及陈寅恪、吴宓……留下了生动意味深长的回忆。其中，因为陈先生出的通史试题：解释何为历史上的“三白”（释白直、白籍、白贼），何炳棣坦陈他一字也答不出来，从而导致其初次赴美留学考试铩羽。

学术思想的深邃博大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受学界推崇，它出自陈寅恪先生所撰《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虽系纪念王国维而发，实则以其来概括陈先生的学术用意以及他的人生价值判断，也同样成立。

道德与精神的力量，辄以无形之状态存在，视之无的，寻扯无着，但其所发生的效力，则深入而能持久。然而以其无形之性质，往往为别有用心者所利用，造成道德之虚无。

然而究竟不能因噎废食，陈先生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就批评了只学西方技术（器物之学）的片面性，他明确说：“救国经世，尤须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吴宓与陈寅恪》第8页）这种精神之学问，包括两个方面，一则匡时济世之道，一则永恒超越之价值信仰。笔者不揣简陋，以为这种“精神之学问”，解释为民主之精神和道德亦无不可。因为真正未变质的道德，无不包含诚实、真理、克己、感恩以及爱人类的质素，那也是一种“精神之学问”。

陈先生对佛教史的研究，不是借壳上市，也不是借鸡生蛋——不是借佛教哲学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而是凭借他强大的语文优势——对巴利文、藏文、蒙文、日文、德文等等的精通，对佛经做大量基础考订工作，将佛教与中外文化、文学艺术，以及与音韵的关系、与史学的关系、与中亚地理的关系、与政治史的关系作纵横捭阖、四通八达的打通贯穿。以细密精微的考据，来支撑通贯的史观，以及宏观长线式的议论，偏向实证主义，但却更有所超越。

他的唐史研究，是对史料的极细微方面，作无远弗界的照拂，对有唐一代政治势力的消长、党派的竞争，展开了密集而清晰的史学脉络。

至于他在以诗考史、以诗释史方面，创建最为博大，这与他家学渊源，无书不览，熔铸经史具有深切的关系，但这不是单纯的做学问，由于是以诗证史，因此加入了感时伤世、叹怀身世等心理方面的内容。如《元白诗笺证稿》看似属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范畴，其实更是历史、人生、哲学、政治等方面的综合演绎。陈先生自谦为“不古不今之学”，实际上这样的治学意义是极其深远博大的。因为漫长历史上吏治的败坏、社会的动荡、经济的变迁、风俗的影响都在其中逐一浮现。

陈寅恪先生悲道德、风习纷乱变易之际，世态出现可怕的大幅滑落：“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见《元白诗笺证稿》，第８２页）此种对世道人心的深悲大痛古人率多伸发，哀吟长喟累世不绝，代不乏人。司马迁太史公大著中常见，韩愈文中也多表露。痛心疾首，长太息以掩泣，却毫无解决的办法。

他晚年在中山大学期间，已经近于全盲，体能极度衰退，仍然完成了一代巨著《柳如是别传》，文采思想并重，考证线索密如蛛网，而头绪井然；一方面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借幻想来摆脱现实的困苦；一方面在特殊的历史人物身上赋予了深远的寄托。全书近九十万字，大体口述成书，他的这种毅力和精神令人惊叹。

家世和晚年

陈寅恪先生生于1890年，1969年秋间去世。他的夫人，是晚清时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他们结识于清华园。

他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励精图治，锐意改革，打破守旧势力控制的沉闷局面，后来因为参与维新变法，荐举刘光第、杨锐辅佐新政，在新政失败后，被清廷清算，永不叙用，退居乡下，两年后郁郁而终。

他的父亲陈三立，乃是一代大诗人，清朝末年和谭嗣同、丁惠康等人合称维新四公子，曾任散馆编修、吏部主事，和黄遵宪创办湖南时务学堂，深得张之洞器重。1898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陈三立等悲愤难抑，甚至发出通电，吁请诛杀李鸿章以谢国人。三立先生进入民国后未出任公职，1937年当日本进攻北京时，他痛斥日寇，骂不绝口，绝食五日而亡。

抗战期间陈先生有诗（“看花愁近最高楼”）婉曲表达对蒋介石的不感冒，所以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选择不去台湾，而留在祖国大陆。解放后有关部门曾请他担任中科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但实际并未赴任，一直在中山大学直到人生的最后。他晚年所受到的冲击，使其悲屈难以言宣，以致郁郁而终，这是当时不正常的大环境所造成的莫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