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步西四，已看不见高耸的牌楼了。自从这标志性建筑被拆掉之后，西四牌楼便简称为西四。它在明朝又叫西市，是处决死囚、或杀或剐的刑场。“西四牌楼者，乃历朝行刑之地，所谓戮人于市者也。”（杨士聪《甲甲核真略》）消失了的牌楼，很见过些腥风血雨的。昔日曾专门竖立一根比牌楼还要高的木杆，悬挂被割下的头颅示众。在那个时代，杀人是一种仪式，很有些热闹可看：辚辚作响的囚车，枷锁镣铐的罪犯，乃至赤膊上阵挥舞鬼头大刀的刽子手（故意露出胸毛）……“丑陋的中国人”，爱看热闹，首先是从看杀人开始的——他们不仅迷恋生活，对光天化日之下的死亡同样也充满了兴趣。 西四牌楼，见证过许多大快人心的时刻，譬如凌迟处死武宗时权宦刘瑾，“都人鼓舞称庆，儿童妇女亦以瓦石奋击，争买其肉啖之。”但不能否认，也制造过一系列千古惨痛的冤假错案。 漫步这矗立着广告牌、红绿灯、交通岗亭的十字路口，我首先想起了两个人：于谦和袁崇焕。这两位北京城古老的保护神，都曾以血肉之躯抗拒侵袭。悲哀的是，他们未能如愿以偿阵亡沙场，不约而同地死于自己抛洒血汗所捍卫的城市，死于被保护者的刀斧之下，上演了一幕幕的亲者痛、仇者快的漫长悲剧。于谦与袁崇焕并不是开始——岳飞的风波亭，可比西四牌楼早得多了。当然，他们血染闹市，并不代表悲剧的结束。 史学家说：崇祯杀袁崇焕，等于“自毁长城”。建长城很难，毁长城则很容易。毁长城无异于自杀——尤其当你拆除的是“血肉筑成的长城”，是良将与忠臣，就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这不是在挖自家的墙脚吗？带来的危机要严重得多，甚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首先从精神上开始垮掉了。 不管元之柴市口，明之西四牌楼，抑或清之菜市口，皆属老北京的交通要道。在闹市区行刑问斩，便于示众。 于谦以“谋逆罪”被斩西市，百姓感激其救助恩情，夹道哭送 想起于谦与袁崇焕，再查找西四那消失的牌楼——我看见了风波亭的倒影。 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骑兵在土木堡（今官厅水库地区）大败明军，俘虏了御驾亲征的英宗（北宋钦、徽二帝的替身）。后以英宗为人质，兵临北京城下，逼迫守军开门迎接“圣驾”。群龙无首，明之朝臣人心涣散，甚至主张避敌逃亡，迁都南京。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京师天下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并且拔刀出鞘：“倡议南迁者，当斩首！”他说服了皇太后，劝请英宗弟弟朱祁钰继皇帝位（即代宗），遥尊落入敌手的英宗为太上皇。此举迫使瓦剌部死了挟持英宗骗占北京城这条心。 于谦升任兵部尚书，不甘困守，大力主战，列阵于九门之外。他还亲自披甲持刀，一马当先冲出德胜门，与围城者拼杀，并且指挥炮火击毙数位敌酋。城关一带的老百姓见这位父母官亲临前线，深受鼓舞，再不愿躲在地窖里了，争相爬上屋顶，揭瓦片投掷慌不择路的敌骑。 连妇女儿童也临时组织成拉拉队，齐声呐喊助威……从草原袭来的骑士们哪见过这阵势，顿时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虽然北京卫戍部队刚刚有数十万兵马覆灭于土木堡，但于谦集结余勇，兼而发动群众，硬是将瓦剌骑兵赶出塞外。在那段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京师的军民确实把这位临阵不乱的“总司令”当作主心骨，甚至视为保护神。于谦救过北京城、救过明王朝一命。 英宗朱祁镇成了“多余的人”，被瓦剌部放回。在北京城的一座别墅（南宫）里颐养天年。他这人打仗不灵，搞政变却很有一套，于景泰八年（1457年）把病危的代宗赶下台（降为成王），夺回了令其念念不忘的龙椅，改元天顺。 “南宫复辟”后，一朝天子一朝臣，立有北京保卫战之功勋的于谦却面临灭顶之灾。英宗挺记仇的。他记住了自己被挟持为人质立于城下时，是于谦拒开城门的；也正是这个于谦，扶助朱祁钰为新主，而使自己人走茶凉。新账老账一起算，捏造了于谦“意欲迎立外藩”的“谋逆罪”，于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押赴西市操刀问斩。“公被刑之日，阴霾翳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仿佛老天爷也在替于谦鸣不平。至于劫后余生的京城百姓，更感激其救助恩情，夹道哭送。那是北京泪水流得最多的一个日子——估计皇帝驾崩，亦不过如此吧。更重要的：这泪水皆是自发地流出的，是一场心雨。甚至还有人自远郊赶赴西市，仅仅为了最后看于谦一眼，仅仅为了哭一场。他们冒险在刑场洒祭酒，烧纸钱，大放悲声。 不知道于谦看见这“行路嗟叹、天下冤之”的场面是什么心情。他是否也哭了？为百姓哭，为自己哭，还是为昏庸的皇帝哭？哭吧哭吧，哭出来舒服一些。代替岳飞哭，代替文天祥哭，代替方孝孺哭…… 查抄于谦私宅，让制造冤狱者大失所望。别说谋逆的罪证根本不存在，连值点钱的家具或器物都没有。居室甚至不曾好好地装修，徒穷四壁。两袖清风的一代高官，留下的惟一遗产，就是堆满床头案几的经史与兵书。而他读这些书的目的，是为了报国的。这一回，连奉命搜查的“秘密警察”（锦衣卫）都哭了。 后来，明宪宗平反了这桩冤假错案，为九泉之下的于谦昭雪，将其故居改为“忠节祠”。 而今“忠节祠”已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比于谦更冤的是袁崇焕，他在西市被凌迟处死时百姓“争啖其肉” 比于谦更冤的是袁崇焕。他在西市被凌迟处死，不仅无人哭送，而且遭到痛骂。磔刑照例应剐三千六百刀，皮肉寸断。当这一代名将被千刀万剐时，心灵肯定比肉体还要痛苦，晃动在他眼前的是一张张愤怒的面孔。市民们不明真相，视之为通敌卖国的“汉奸”，争相掏腰包买其肉而食之，以解心头之恨：“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明季北略》） 天启六年（1626年），镇守宁远城的蓟辽总督袁崇焕以弱胜强，击破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的后金大军，取得“宁远大捷”。正是在这次战役中，努尔哈赤中炮受伤，不久后死去。其子皇太极时刻铭记着这“杀父之仇”。 三年后，皇太极绕开袁崇焕重兵驻扎的防区，由喜峰口突破长城，包围了北京城。袁崇焕风雨兼程自山海关外赶回增援，护驾勤王。又一轮北京保卫战打响了（与于谦指挥的那一次相隔约一百八十年），主角已是袁总督——此时他也像于谦一样，在战乱中升任兵部尚书。 袁崇焕率领的九千骑士，在长途跋涉之后，顾不上休息，直奔皇太极督战主攻的广渠门，与数倍于己的八旗军展开决斗。这一场刀枪交错的近距离混战，整整持续了一个白昼。袁将军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轻伤不下火线，纵横驰骋，穷追皇太极之宝帐而不舍，如苍鹰扑兔，有常山赵子龙之风！“两肋中箭如猬，赖有重甲不透。”一尊怒发冲冠的战神，出现在广渠门外，吓得八旗军纷纷闪避。 袁崇焕，真乃敢死队员中的敢死队员——主帅能如此，还怕麾下的士兵不卖力吗？广渠门大捷，完全是凭勇气取胜的。另两处战场（德胜门与永定门），八旗军同样兵败如山倒。 皇太极终于意识到:有袁崇焕这个死对头在场，绝对啃不动北京城这个硬核桃，只好灰溜溜地撤回老家。 强攻不行，只能智取。皇太极设“反间计”，故意让战俘在放归前窃听到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的假情报。崇祯居然钻进了圈套，将自己的良将拉下战马，轻易地定罪：“袁崇焕以复辽自任，功在五年，朕是以遣员凑，无请不发。不意专事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入犯，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散遣。乃敌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僧入军中，坚请入城。敕法司定罪，依律，家属十六岁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配，朕今流他子女妻妾兄弟，释放不问，崇焕本犯置极刑。” 皇太极“借刀杀人”成功了。昏君崇祯将己方的一杆战旗给连根拔掉。 袁崇焕死得太惨了。“时百姓怨恨，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比身碎千段更痛苦的，乃是忠臣蒙冤的心。他恐怕以为置身于噩梦之中：这就是我苦苦捍卫的城市吗？这就是我拼死保护的人民吗？满腔热血，没能流在杀敌的战场上，而流在自家的刑场上！ 皇帝犯了一个错误？百姓犯了一个错误？历史犯了一个错误！ 当然，历史同样也是受害者：袁崇焕的伤口乃历史的伤口，一直疼痛到今天，还会疼痛到永远。 明王朝最终葬送在崇祯自己手里。清廷移鼎北京，修明史，总算公布了内幕（把“绝密档案”给曝光了）。北京的民众才醒悟过来，意识到自己摧残了自己的保护神，追悔莫及。 清亡后，立即有人在离袁崇焕旧战场不远的地方——广渠门内龙潭湖西侧集资修造“袁督师庙”。既然是庙，可见市民确实把袁将军奉若神明。 袁崇焕死后，众叛亲离，无人收尸。多亏他手下的一位佘姓亲兵，坚信自己的“老领导”非坏人，趁天黑将其残尸（实际上只剩一副骨架子）从西四牌楼背回自家的院落，加以掩埋。此举在当时是要冒生命危险的。 纯属民间行为的“袁崇焕将军之墓”在北京城里秘密地扎根了。忠实的亲兵在将军的墓前一如既往地守护着——仿佛将军还活着，正酣睡于营帐。他临死前又把这项任务托付给子孙：永远给袁将军守灵！代代相传。佘姓亲兵的后裔们，即是遵循祖先的遗训，更是出于对英雄的敬仰，一直不曾搬家、不敢卖掉祖传的私宅——后园里种植着一棵不断扩充着年轮的精神之树！ 这一家人，一直在原地守候着。这一家人，替一城之百姓做着忏悔的事情。 强将手下无弱兵。袁将军自然伟大，这一家人也不简单——他们是自发组成的卫兵，永远的卫兵。 三百多年过去，院子还是那个院子，坟墓还是那个坟墓——可守墓人已传至第十七代了。 电视台采访了第十七代守墓人—— 一位叫佘树芝的老太太。她说这么些年来，经常有知情者慕名前来敲她家的院门，给袁将军上坟。主人总是热情招待，引领来宾去后园祭奠那位著名的死者。随着镜头，我看见了袁崇焕之墓——已用混凝土浇铸（如同堡垒），并且立有大理石墓碑。庭院打扫得很干净，可见主人很尽心尽职。 由于袁崇焕之墓、祠已列为供游客参观的文物保护单位，守墓人家族将移迁新居。佘树芝老人在墓前鞠躬、痛哭，跟祖祖辈辈生死相守的袁将军告别。 袁将军若活着的话，应该给自己世代相传的卫兵授勋。或者说，我们这座城市，应该给这有良知的一家人记功。一个平凡的家族（绝对属于“老北京”了），总算为历史犯下的错误做出了一定的补救。我视之为人民的代表，从精神上对冤死的英雄进行着永远的补偿。 文天祥在柴市口实现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最高理想 在明朝以前，元朝，北京（时称大都）的刑场在柴市口（今东城区交道口）。 说起来，我知道柴市口，还是因为文天祥——这位写有《正气歌》的南宋状元宰相，正是在柴市口，实现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最高理想。 文天祥战败后，经过“零丁洋”而被押赴大都兵马司狱中。元世祖忽必烈看重这个人才，让被俘的亡国之君恭帝出面当说客，希望文天祥遵君臣之道而投降。文天祥一见恭帝即泪如雨下，边哭边说：圣驾请回，圣驾请回！很艺术地处理了难题——既给了恭帝面子，又保持了自己的气节。 “君恩”不灵，便动用亲情。唆使文天祥沦落乐坊与妓院的宠妾及宝贝女儿，乞求其救助。文天祥肝胆欲裂，仍硬起心肠给“掌上明珠”回信：“阿爹救不得。” 最后，战无不克的忽必烈只好亲自出马，劝说这位文人：“我很钦佩你的忠烈。但你们的皇帝都归顺我了，你也不妨做我的丞相。我不会亏待你的。”文天祥不屑一顾：“我是大宋的宰相，哪能再为另一个朝廷服务！”忽必烈觉得还有商量的余地:“当两朝宰相或许有违你的观念，那么可否主管枢密院？照样能为老百姓做些实事嘛！”文天祥昂首回答：“一死之外，别无所求！” 黔驴技穷，忽必烈下令对文天祥执行斩刑。 那是至元十九年（1283年）发生的事情。当囚车驶往柴市口，老百姓纷纷赶来为忠贞不屈的文丞相送行，仅刑场周围就集合了一万余人。行刑官怕市民造反，锣鼓开通时一再宣称：“皇上有旨，只要文丞相肯降，立即收回成命，荣任本朝宰相!”文天祥戴着镣铐，神色坦然地来到刑场上，他问旁边的百姓哪一面是南方，百姓指给他看了。文天祥恭恭敬敬地朝着正南方拜了几拜，然后从容就义，时年四十七岁。（引自方彪著《北京简史》） 文天祥的碧血，抛洒在柴市口。文天祥的丹心，跳动在史书里。 戊戌六君子血染菜市口，“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清朝取代明朝后，将杀伐的刑场，由西四牌楼转移至宣武门外的菜市口。 光绪皇帝主张变法革新，下诏令谭嗣同从速进京引见，参与新政。赐谭嗣同军机章京“四品卿衔”。他下榻在城南北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然而他不坐轿子，总是步行穿过宣武门，到紫禁城去。他的任务是拆看各省的奏章和上疏，择善而从，批驳守旧。”（农伟雄语）变法失败后，他本有机会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逃离北京、流亡海外的（某国使馆的外交官数次登门请其“政治避难”）。然而他认定“中国的新旧两党非闹得流血遍地，国家才有希望”，故有以血自荐轩辕之志：“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倡也。有之，请自嗣同起！” 谭嗣同等六君子，使北京的菜市口也出名了。 摘自《北京的梦影星尘》，洪烛著，海南出版社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