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历代名人在北京留下的一段段往事。虽然很多的人与事都已经沉落在历史的深处，但他们依旧鲜活，给我们以更为本真和理性的观感。

庄士敦：末代皇帝的英文老师

    对于外国人来说，紫禁城是抽象的神秘符号，而庄士敦作为中西文化接触史上一个奇特的外国人物，用去自己后半生的时间来观察与触摸它，甚至一度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灵魂的重要部分”。

    庄士敦出生于英国的苏格兰，原名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庄士敦是他的中文名字。他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1898年考入英国殖民部。由于其优秀的汉语水平，1904年，被殖民部派往威海卫，当上英国驻该地区公署的行政长官。此时他对东方文化的兴趣正浓。

    1918年，徐世昌准备出任民国大总统，不能再继续为留有帝号的溥仪当老师。于是，庄士敦这位有着良好声誉的学者和官员被选中担任教授溥仪欧洲宪政知识的老师。

    1919年3月4日，庄士敦第一次进宫觐见溥仪，并开始在毓庆宫为其授课。那年他34岁，来中国有20年了。在北京期间，他曾先后住过紫禁城御花园、颐和园、张旺胡同和地安门的油漆作胡同一号。在郊外，清廷还特意给他安排了一处用以消夏避暑的别墅。

    当时溥仪只有13岁。一个不幸的末代皇帝，和一个幸运的英国官员在神秘的皇城里相遇。庄士敦从英文单字和会话开始教起，教溥仪读过《英文法程》，继而又读《伊索寓言》、《艾丽斯漫游仙境》等，并穿插给他讲世界历史和地理。庄士敦穿着大清朝服，操一口非常流利的北京官话，行大清礼节，学着中国人的样子，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诵读唐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他的中国话比陈师傅的福建话和朱师傅的江西话还好懂。”

    他们的师生关系很是融洽。在庄士敦眼里，溥仪虽然贵为皇帝，可实际上是个孤独感很强烈的少年，他有诗画方面的一些才能，对时事有浓厚的兴趣，对新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庄士敦向溥仪介绍西方的先进文化，鼓励这位小皇帝在紫禁城的范围内进行一些新的尝试。于是故宫里响起了电话铃声，溥仪也学会了打网球、开汽车，离开紫禁城以后仍然喜欢穿西装。庄士敦还对溥仪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给予了关照，当他发现溥仪的眼睛已经近视时，就力排众议，给溥仪配戴了眼镜。

    溥仪对这位洋老师也非常信赖，最后赏赐洋老师以头品顶戴。这位欧洲绅士对于小皇帝的意义，早就超越了教与学的范畴，而是指点人生的长辈，倾诉心事的朋友。这种感情，溥仪和他的生父醇亲王之间从未有过。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了紫禁城。庄士敦请求外国公使尽力保护溥仪。小朝廷解散，从合同上说，庄士敦也已经被中国政府解职，但是他继续在给昔日的学生出谋划策。他劝溥仪出国留学，以准备东山再起。此时的庄士敦与英国外交部的关系也搞僵了，仕途前景黯淡。

    1927年，庄士敦重回威海卫出任行政长官。1930年10月，他代表英国政府参加威海卫归还仪式后卸任回国。回国后，他担任了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教授并兼任外交部顾问。1931年“9·18”事变后，他又一次来到中国，还专程到天津去看过溥仪，并请溥仪给他那本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写了序言。该书给庄士敦带来巨大声誉。他是一个熟知中国文化的外国学者，以客观的视角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大变局进行了审视和思考。

    中国的千年帝制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庄士敦这位苏格兰人却忠贞地守望了一生。他对溥仪的忠诚和怀念，都超过了对他的故乡本土。1934年，他买下苏格兰西部荒凉的三个小岛，在岛上办了陈列馆，展示溥仪赏赐给他的朝服、顶戴及各种古玩等。逢年过节的时候，他就穿戴上清朝的朝服，邀请亲友聚会。他在门口升起满洲国国旗，宣称此三小岛为“小中国”。

    1938年，他在小岛上去世，时年64岁。临终前，他要求把他所有的私人文件销毁，死后就埋葬在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的版税买下的小岛上。

    命运让他变成传说人物，成了中国几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具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

林白水：中国报业先驱

    位于棉花头条最东头路北第一座门所属的院落，据说更是北京城里有名的“凶宅”之一，民国时期著名的报人林白水，就是在这里居住期间被军阀逮捕而杀害的。

    林白水，福州人，出生于1874年1月17日，是中国报业的先驱人物，办报始于晚清年间，是运用白话报进行民主宣传的第一人。

    1903年，林白水应蔡元培之约来到上海，与他一起创办《俄事警闻》，后来又改为《警钟日报》。与此同时，林白水又独立创办了《中国白话报》。那时候报上所有的栏目，几乎全是林白水一人操刀执笔。

    他坚守独立不羁的新闻立场，倡导那个时代还没有几个人听说过的言论自由。这些与贪官污吏叫板的文字，公开挑战为官者的淫威，若没有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气，恐怕下笔一字都难。而一百年前，他竟然用大白话提出“纳税人的权利”思想，更令人感叹。

    林白水有过短暂的出仕经历，1913年春天，以众议院议员的身份进京。他自知适应不了政客们尔虞我诈的生涯，于1916年8月辞去职位，专心于自己心爱的老本行：新闻，在北京创办《公言报》，将自己全部的精力、时间和智慧全部献给了报业。

    林白水“捅”破过不少惊人黑幕。在《公言报》上，他发表了名为《青山漫漫七闽路》的时评，将财政总长陈锦涛、交通总长许世英贪赃舞弊案公之于天下，引起北京舆论一片哗然。时隔不久，又有政客在津浦租车案中舞弊，又被林白水在《靳内阁的纪纲原来这样》的时评中独家揭露出来，掀起轩然大波。

    1921年3月1日，林白水和胡政之合作，又创办了《新社会报》。可办报最容易触及时讳。林白水却提出“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的口号，经常惹得官僚大老爷们横眉瞪目。终于，《新社会报》因揭露军阀黑幕，被警察厅勒令停刊3个月。

    复刊没多久，林白水“旧态复萌”，《社会日报》又刊登出揭露曹锟贿选总统以及诸多议员受贿的报道，当权者震怒之下，将林白水“请”去囚禁了3个月。

    在当时社会，报纸在经济上完全缺乏独立性，赖以生存的根本不是发行与广告收入，而是某个政治集团的资助和津贴。1925年，北京政府为了掌控舆论，给全国100多家报馆和通讯社发放了补助性的津贴，作为“宣传费”，并将其分为“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四等。林白水的《社会日报》和邵飘萍的《京报》同属于六家“超等者”之列。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但林白水又岂是区区数百元便可封口的软骨报人？双方的冲突至此也变得无可避免了。

    1926年4月，直奉联军进京，北京城一时大有乌云压城之势。林白水仍挺身而出，迎刃而上，在时评中斥军阀为“洪水猛兽”。8月5日，他在《社会日报》发表时评，讥讽抨击那些在强势者的卵翼下胡作非为的宵小之徒。这番言论为他招来杀身之祸。

    中国的报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形成了一种令人赞叹的办报的氛围。他们代表民意，以监督政府为报人天职。林白水饮弹身亡后，很让人有“广陵散绝”之叹。

邵飘萍：中国第一位“特派记者”

    浮云沧桑，前尘旧影，一位以文章报国的报人，在历史的侧面幽光明灭，他就是《京报》的创始人邵飘萍。

    邵飘萍原名邵振青，笔名飘萍，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东阳。1916年，邵飘萍被上海《申报》聘请为驻京特派记者。他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有“特派”称号的记者。

    北京毕竟是全国的政治中心，邵飘萍并不满足于做上海方面的扬声器，他要发出自己的声音。1918年10月，他在北京创办了《京报》。《京报》无党无派，背后无权无势，自我定位是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把矛头直接指向政府：“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所为作也。”其声望倾动一时。

    《京报》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副刊多，除了《小京报》和《京报副刊》，从周一至周六，每天都有不同的周刊。其中由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而由鲁迅主编的副刊《莽原》，在当时也颇受欢迎。

    邵飘萍是近代新闻业的前辈宗师，他自己也曾说：“余百无一嗜，唯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兴味，愿终生以之。”1917年元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邵飘萍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在北大成立新闻学研究会，并开讲新闻采访课。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

    除了讲授新闻学的基本知识(如采访、组稿、编辑、校对等)，邵飘萍还提出记者要有操守人格，要“探究事实不欺阅者”，同时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他撰写的《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被当时新闻从业人员作为通用的教材。当时《京报》初创，工作繁忙，但他还是坚持去上每周二小时的课。毛泽东也曾在他的新闻研究会学习。

    在纷乱时局中，邵飘萍自有一种长袖善舞、得心应手的洒脱和豪迈。他不仅文笔犀利，而且善于采访，手段高明。创办《京报》以来，他广泛交友，上至总统、总理，下至仆役百姓，他都靠得拢，谈得来。他为人慷慨豪侠，爱讲排场，经常在酒楼饭店宴请宾客，事先在隔壁房间安排了人，备好电报纸，又让两辆自行车在门外等候，消息随写随发。许多重要新闻就是在饭局中获得并完成的。北京的官僚们最讨厌见到记者，而邵飘萍却有本事让他们不得不见、不得不谈。觥筹交错间祸起萧墙，机密公诸千里之外。

    邵飘萍不是完人，有评论认为他风流倜傥、放浪形骸，有讲排场、爱享受的一面，当然这也被后人有所夸大。

    一些回忆文章半耳闻半推测，认为邵飘萍有过从北洋政府和军阀那里搞钱的行为。邵飘萍并未因收了钱就改变自己的主张，这也是军阀对他恼羞成怒甚至起杀心的主要原因。

    1926年4月26日凌晨，邵飘萍被押赴在前门大街南端的天桥刑场。在一个充满不安的乱世，他以自己最后的蒙难，完成了作为中国报界先驱者的形象。

    摘自《北京的红尘旧梦》刘东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