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务印书馆的名气之大，在百多年来的读书人中，无人不将其视为近代中国文化传播的摇篮和中心。从早期的《辞源》、《四部丛刊》、《万有文库》、《丛书集成》、《百衲本二十四史》、《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以至今天的《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等等，这些经典图书，全都出自商务印书馆这座百年文化老店。然而，以上所举的荦荦大端，又岂能道尽这个近代中国出版巨人的底蕴和荣光！ 自夏瑞芳偕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人于1897年创办至今，伴随着多灾多难的中国，商务印书馆虽历尽风霜、饱经劫厄，因种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而大损风华，但作为中国出版史上空前的重镇巨擘，它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之大，无论用怎样的“高度评价”，它都是当得起的。 1897年2月，商务印书馆诞生于上海江西路德昌里末弄3号的一个小作坊里，创始人是夏瑞芳和鲍咸恩。 夏瑞芳1871年生于江苏青浦（今属上海），11岁随做帮佣的母亲到了上海，后在清心堂小学和清心书院读书，期间信奉了基督教。18岁毕业后，他先在同仁医院学护理，一年后进英文《文汇报》（TheShanghai Mercury）馆学排字，后来又先后在英文《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捷报》（TheChina Gagette）做排字工人。《捷报》的英国总编辑O'Shea脾气暴躁，对华人颐指气使，动辄呵斥。其时鲍咸恩也在《捷报》当排字工人，他和夏瑞芳是幼年的同学，又同是基督教友，关系颇睦。二人久被凌辱，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于是约了几个朋友，商定一起出来打天下。他们在报馆的印刷厂工作多年，熟谙此道，遂萌生了自办印刷所的想法。 他们的创办协议签订于1896年，原来拟定的资本金是4000元，每股500元，分8股。后来只募集到3750元，认股者分别是:沈伯芬2股，计洋1000元；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咸恩之弟）、徐桂生各1股，计洋各500元；高凤池、张桂华、郁厚坤各半股，计洋各250元。用这3750元买来的几台简陋的机器，1897年2月11日，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出版机构起航了。 既名“商务印书馆”，原意也和今天多如牛毛的印务公司一样，只是想接一些招牌、票据、账簿、传单之类的业务。但创业维艰，上海这个首屈一指的繁华商埠竞争尤其激烈，当时夏瑞芳“一身兼几个职务，从总经理、校对、式老夫（收账）、买办、出店（供销）为止，一个人都得做”。身体上的劳累不算什么，为难的是资金短绌，“临时添办些材料工具，如青铅、连史纸等，往往欠账”。然而，戮力同心总能克服一时的困难，这个小作坊渐渐地有了起色、上了正轨。 19世纪末勃兴的思想文化观念的革新浪潮也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高凤池的《本馆创业史》说:“甲午失败之后，痛定思痛，变法自强，废科举、兴学校，差不多是朝野一致的主张。正是维新时代，小印书坊设得也很多，机会极好，所以说商务的成功半由人事半由机会。”与此同时，上海开埠后发展神速，无与伦比的经济地位和相对宽松自由的言论空间，也使它成为了西学东渐的桥头堡和向来不满现状的中国文人的渊薮。这就为商务的乘风破浪开辟了广阔的世界、储备了充足的人才。 成功的企业家往往都是不安本分的，他的想法决定着企业的高度。从这个角度而言，夏瑞芳的卓识和胆略也决定了商务未来几十年的命运。1898年，夏瑞芳敏锐地觉察到，华洋杂处的上海滩的求新求变的人们对于掌握英语有着巨大的需求，他果断地跳出藩篱，出版了商务的第一本书——《华英初阶》。果不其然，这本汉英对照的教科书非常畅销，一版再版，使商务获利颇丰。比《华英初阶》还大4岁的叶圣陶初学英语时用的就是这本书，他说，“我的情况绝非个别的，本世纪初的青年学生大抵如此。”这本书不但使商务掘到了第一桶金，也坚定了它涉足出版业的信心。 1902年，自身文化有限却“能识人，能用人”的夏瑞芳作出了对商务影响深远的另一个决定——延请张元济入馆。“张元济原在南洋公学时月薪100两银子，而夏瑞芳给他350元”，夏对张元济随后延揽的人才也“很尊重，不仅薪金高，而且尊称他们为‘老夫子’，还让工友们称他们为‘师爷’。编辑人员除月薪外，还供给膳宿，甚至茶叶、水烟”。 此后，翰林出身的张元济加速了商务印书馆从印刷业向出版业转型的进程，商务也从之前的纯商业染上了文化报国、启蒙民智的色彩。而1903年从日本金港堂引进的10万元资金和先进的排印技术更使它如虎添翼，不数年间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到了1914年，商务印书馆除在上海的印刷所、编译所、发行所外，还在全国各地设立了21个分馆、4个支馆、1个支店，资本达200万元，员工有750人。 这12年间，夏放手让张主持馆务，听任他聘用人才、施展抱负，二人可谓合作无间。也正是这样，才使商务稳健地一步步登顶。可惜的是，1914年1月14日，夏瑞芳因为反对“沪军督陈其美驻兵闸北”，被人暗杀，终年43岁。 就夏张遇合对商务的意义，曾主持其总务处的陈叔通说，商务印书馆“成为解放前我国最大的出版家，不能不归功于夏瑞芳和张元济。商务的主要创办人是夏瑞芳。夏是一个有雄心的企业家，夏与张结合才为商务成为一个出版企业奠定了基础”。 夏瑞芳无疑是商务的奠基人，但张元济和王云五对商务的影响显然更为深广，商务更多地打上了他们的烙印。 张元济是浙江海盐人，生于1867年，26岁时点了翰林，后来当过刑部主事，考取过总理衙门章京（即外交部）。维新变法失败后，因曾被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向光绪帝保荐且又上书除弊，他被“革职，永不叙用”，举家南迁上海。1899年3月，应盛宣怀之邀，出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后来，因业务往来，张元济结识了夏瑞芳。1901年，张入股商务。一年后，应夏之邀，正式加盟，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 入馆后，张元济广纳各方英才，开始实践他传播知识、启蒙大众的夙愿。数十年间，商务除出版教科书、编撰辞典工具书外，着重译介西方文化学术著作，早期有蔡元培译的《哲学要领》，严复译的《群己权界论》、《天演论》、《群学肄言》，林纾译的小说等。商务还先后创办了《绣像小说》、《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少年杂志》等面对不同读者群的杂志。其中创办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长期主张立宪，反对专制，曾风行一时。此外，以保存国故为己任的张元济致力搜集善本古籍，在他主持下，商务陆续影印出版了《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正编、续编、三编以及《四库全书》等。而他投注了大量心血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更备受赞誉，史学家王绍曾说，它“是宋元以来全史善本的一次大集结，是宋元以后全史最佳的汇印本。搜罗旧本之广，影印之精，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王云五是广东香山人，1888年生于上海。他没受过正规的教育，却刻苦力学，自修英文。他曾在中国公学任教，后来又在南京和北平任过公职。1917年后，因失意职事，蛰居上海，“闭户读书”，“间亦从事译作”。1921年，因胡适推荐，入商务替代高梦旦出任编译所所长。 和张元济的沉潜不同，精力充沛、斗志旺盛的王云五踔厉风发，魄力更大。他既能编书，也擅长管理，这和徐铸成眼里的全才胡政之有点相似。执掌编译所的第一年，王就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三项改革:一、改组编译所；二、创编各科小丛书；三、将英文函授科扩充为函授学社。 1929年9月，因身为编译所所长而需频频代“年事已高”、“不善言辞”的总经理鲍咸昌出面解决工潮问题，王云五辞职。翌年2月，鲍咸昌逝世，商务董事会复请王云五出任总经理。王固辞不获，只好应承，其中一个条件是先出国考察半年。 考察后，他发现商务同人的待遇“在世界各国中实居上乘，而管理方法实居下下”。1931年2月，虽然遭遇反对，他还是“于不动声色间”推行起他的“科学管理法计划”。更见胆魄的是，1932年商务印书馆被炸后，为了复兴，他提出总馆总厂停业，约4000名职工一律解雇，而总经理和经理也辞职。但半年后的8月1日，在他和张元济的领导下，在他的“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的激励下，商务顽强地复业了。 任职期间，他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主编了《万有文库》一集、二集和《丛书集成》初编、二编、三编等大型丛书。其中《万有文库》两集合计1700种，共4000册。气魄之大，正如他在此书缘起中所说的，“使得任何一个个人或者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都可以通过最经济、最系统的方式，方便地建立其基本收藏。” 自张元济入馆之后，商务印书馆就和文化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张请文化人来编书、译书，又为文化人出版著作、译作。从此，商务印书馆也就变成了“文化”印书馆。从《商务百年大事记》上，我们可以看到一长串先后走进这座满溢书香的文化重镇的文人学者的名字:夏曾佑、蒋维乔、杜亚泉、孟森、陆费逵、郑孝胥、章锡琛、李拔可、胡愈之、茅盾、郑振铎……而与商务发生过关系的作者和译者更是无法计数。 值得一提的是，陆费逵1912年离开商务创办了中华书局；章锡琛则于1926年和弟弟章锡珊合办了开明书店。而不在名单中的1917年创办世界书局的沈知方更是很早就进商务的老员工。后来，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迅速崛起，成为商务最大的两个竞争者。就这样，商务孕育了上海乃至全国繁荣的出版业，也培养了日后难缠的竞争对手，而与中华书局的竞争尤为激烈。中华处处不甘落后，比如，商务出《辞源》，它就出《辞海》；商务出《四部丛刊》，它就出《四部备要》；商务出《百衲本二十四史》，它就出《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杂志也不例外，商务办《东方杂志》，中华就办《新中华》；商务办《小说月报》，中华就办《中华小说界》；商务办《儿童世界》，中华就办《小朋友》。总之，中华不计成本，针锋相对，更不考虑结果，但求气势不输给商务。如此缠斗，煞是刺激，有时难免也会两败俱伤。 在和小兄弟的竞争中，商务也逐渐走向了巅峰。上世纪30年代初，商务的分支机构不但密布全国，触角更延伸到海外的新加坡、吉隆坡等地，发达的销售网络使它的图书和刊物可以快速地到达各个角落的不同读者手中。书籍的种类包罗万象，从政经教育到文史哲学，从社会科学到应用技术，从教科书到新杂志，无不应有尽有。有人说，无论童叟，不分阶层，只要识字，都能在商务找到适宜自己的读物。而商务出版物占全国的分量更令人瞠目结舌，当其顶峰时的1936年，全国共印行出版物9438种，商务即有4938种，占了52％。同期中华为1548种，世界为231种。就出版业而言，以私营企业而臻此境界，求之古今中外，似都罕有其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北大的影响能达庙堂之高，而商务的影响则可届江湖之远。 建成于1907年的商务印书馆总厂坐落于上海宝山路今499号及584号，占地80余亩，共有20多幢大楼、厂房、仓库，规模极其宏大，是总管理处、编译所、印刷厂等单位的所在地；其下属的东方图书馆则在总馆对面的宝山路今560号，建成于1924年，楼有5层，“一·二八”抗战前的藏书量超过51.8万册，冠盖全国。在当时，它们都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 日军司令盐泽幸一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两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这固然从反面印证了商务对中国文化举足轻重的地位，却也使它付出了无可弥补的惨重代价。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战云笼罩，王云五和张元济商议，拟采取在租界设置临时工厂、扩充香港印刷厂、在内地新建若干工厂等措施。随后决定将总管理处迁往长沙，并在长沙建立匹配的工厂。“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商务的精良设备已运往长沙。但次年11月长沙大火，商务的工厂和设备烧毁殆尽。遭此重创，商务不得不西迁重庆。 八年抗战，商务流离转徙，众多出版计划被迫搁置。及至胜利，亟待重整河山的它却面临着群龙无首的尴尬。热衷政事的总经理王云五战时频频参政议政，此时去意已决。1946年，王云五辞职，李拔可、胡适均辞商务之请，继任者朱经农才略殊逊于王，商务的恢复远滞同行之后。其后几年，内战爆发，民生凋敝，经营环境日趋恶劣，年事已高的张元济亦无力回天。至1948年底，商务再无新书，刊物亦多停办。据统计，解放前商务的出版物达到15116种。 1954年，商务迁京，公私合营。1958年，中央决定，商务“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 多年后，商务的众多分馆已随历史而湮灭无踪，所存的只有大陆的北京商务印书馆，以及香港、台湾、新加坡、吉隆坡等四家。它们虽曾同祧一祖，但如今已不相隶属。不过毕竟是同气连枝的兄弟，1993年，五家公司共同出资创立了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