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科考，采用的是考试与推荐相结合的录取制度。考卷的优劣只是考评的一个方面，主考官更要照顾到举荐者的人情和面子。应试举人为了增加及第的“砝码”，便将自己的诗文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前托关系呈送给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以求推荐，即“行卷”。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就当过县令，父亲白季庚官至徐州别驾（即刺史），大哥白幼文和叔父白季康也都是当官的。官宦出身的白居易“行卷”优势可谓得天独厚。经父亲引荐，轻而易举就找到了当时的名士顾祝，以一首“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得到了顾祝的高度赞扬。有了顾祝的吹捧，白居易几乎是一夜成名于唐代诗坛，为其考中进士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韩愈是唐朝比较年轻的进士之一，出身同样显赫。父亲韩仲卿做过秘书郎，叔父韩云卿曾任监察御史，伯兄韩会官至起居舍人（记录皇帝日常行动和国家大事的近臣）。贞元八年，经过梁肃（时任副主考，古文运动先驱）引荐，24岁的韩愈进士及第。唐人有“五十少进士”一说，24岁的韩愈就登进士第，绝对是人生一大幸事。

杜甫就没有白居易和韩愈那么好的运气了。虽然杜甫也是书香世家，父亲和祖父都是当官的，但杜氏家风向来是“奉儒守官”，以至于杜家的社交圈子很小。杜甫两次参加科举，都因无人引荐，不幸落榜。偏偏又祸不单行，当县令的父亲杜闲突然病死，杜甫失去了经济依靠。不得已，穷困潦倒的杜甫进献了极尽肉麻和媚俗为能事的《进三大礼赋表》，玄宗看后，龙颜大悦，赏了杜甫一个八品小官。

如果说杜甫“攀”的是龙，那王维“附”的就是凤。王维祖上世代为官，也是个高干子弟，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科举之路上遭遇了唐朝公主的浪漫爱情，据《唐才子传》载：开元八年，王维首次应试落第。次年，王维结交了岐王。应举前，岐王授意王维去拜会“九公主”。于是，“妙年洁白，风姿郁美”的王维怀抱琵琶，在酒宴间为“九公主”献艺。“九公主”听了王维演奏的《郁轮袍》，又看过王维的诗文，彻底被王维的才气所折服。在“九公主”的举荐下，王维如愿以偿地高中了状元。

不难看出，在唐代能够托关系、走后门，结交权贵，最终被录取的多是“高干子弟”，唐朝的科举制度，让这些“高干子弟”占得了先机，占尽了便宜。而在官场上“两眼一抹黑”的平民子弟能通过科举入仕的简直是凤毛麟角。据周蜡生先生的《唐代状元谱》，唐朝74名状元中真正贫寒出身的只有易重和颜标两人。这个易重运气很好，初试时，易重名列第二，有个叫张濆的考了第一，复试时，张濆犯忌被黜，易重才侥幸替补得了个状元。

另一平民状元颜标，则是一个笑话：当时的主考官郑熏，喜好书法，是“颜体”创始人“鲁公”颜真卿的铁杆“粉丝”。当时颜姓特少，郑熏就自以为是地认为这个颜标就是颜真卿后人，以“弘扬鲁公忠义”为由，奏请皇上点了颜标的状元。进士谢恩之日，郑熏关切地问颜标：“鲁公祭事已毕否？”颜标被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郑大主考这才知道颜标出身贫寒，与鲁公颜真卿并无瓜葛，不过是同姓而已。